我在黑暗的黎明到来时，一头栽进喧闹的世界，我恍惚觉得，那年世界是个巨大的电影院，从放映机那道强光光柱里，尘埃般漂浮着许多光怪陆离的人，进京赶考的书生刘彦昌算是一个。我觉得刘彦昌不可思议，是因为他为一介书生，知书达理，庙堂之上，竟然向圣母示爱，实属荒唐。再有，书生勾引圣母本已荒唐，他居然还与圣母行苟且之事，令其受孕产子，这就荒唐加荒唐了，难怪他和圣母均遭二郎神追杀，之后，圣母还被压在华山之下不得翻身。这不仅是一个色情神话，而且结局也比较邪恶，且看，代表正义力量的二郎神和哮天犬，最终被孽种沉香战胜，圣母不仅被解救，而且还俗人间，过起鄙俗的尘世生活。

那一年，还有一个俄国二战士兵，在北京大街小巷的电影院里飘来飘去，他是个红脸蛋的幽灵，当年好多北京人都是红脸蛋，这个士兵叫阿廖沙，他在北京游荡的同时，还去过巴黎或者戛纳，阿廖沙所到之处，人们亟不可待地想让自己成为他。北京就不用说了，法国更甚，埃菲尔铁塔附近的巴黎女郎，都换上了苏联土黄色的套头军装，乳峰魏然之处，缀满劳动竞赛奖章，船形帽上别着五角星，军裤裤脚掖在黑色高筒军靴里，她们呵呵地笑着，喊着：“兵哥哥！”将粘在靴子上的莫斯科泥浆，抖落在巴黎街头。人们亟不可待地想让自己成为他，从巴黎到戛纳，整个欧洲，满街筒子里走过的青年男女，都是精心复制出来的阿廖沙。我满腹狐疑，我觉得，这实在是个天大的误会，一切荣耀都应归《宝莲灯》，怎么会让《士兵之歌》获得奥斯卡和戛纳大奖呢？躲在远处故宫角楼，红脸蛋的兵哥哥阿廖沙在窃笑。

我怀着莫名的沮丧，走进动物园，饲养员正用铁链子拴大象，拽着它走过人行道，西直门的火车不通新疆，我想去见悬浮在绿色原野上的古丽巴哈，还有她刚生的小婴儿，可以骑大象去新疆吗？古丽巴哈笑弯了腰，她对我说：“歌声有翅膀，飞来呀。” 我听见，在绿色的原野上，惟有思春的歌声青翠欲滴，犹如颐和园残破围墙茂盛的蒿草，它们总是亲密地拉着手，相拥着唱歌：“美丽的夜色多沉静\草原上只留下我的琴声\想给远方的姑娘写封信耶\可惜没有邮递员来传情……”。说来奇怪，那天，我竟日行八千里，最后坠入莫斯科郊外的绿草和野花丛中，我听见郊外小木屋中有人附和道：“小河那边，春树翩翩\太阳正落山\ 我在家中，如坐针毡\我的女伴\心儿难安\樱桃花乱\谁能闺房空守\在十八岁那年\”。这首歌，藏在《外国名歌二百首》里吗？我试着在歌谱和书简中寻找诗赋和闺怨，却看见自己正在长胡子，胡须如颐和园内院的玉兰，春寒料峭，紫禁城和克里姆林宫的谗言很放肆，胡须抖擞精神，正用力地绽放。

奶奶捻亮煤油灯，灯塔广播电台说，世界第一艘核动力破冰船“列宁”号下水了。什么是核动力？什么是破冰？书生刘彦昌知道吗？我只知道“船”。我一头雾水。苏联北方摩尔曼斯克码头，船上旌旗猎猎，码头锣鼓喧天，体态丰盈的伊莲娜和她的姐妹们，抹着红脸蛋，腰里系着红绸带，斜挎小皮鼓，摇晃着肩膀，扭动着屁股，尽情地跳着大秧歌，她们饱满的胸乳水床般摇荡着，水床上缀满五颜六色的勋章，犹如冰雪和巨浪之中的“列宁”号。

孩子们手里牵着木制的玩具破冰船，红线绳，木头船身，滚动的四轮也是玫瑰红的，它们轰轰隆隆地驶进长安街，又从钱币大街旁的钟楼拐出去。很多骑着自行车和大洋马的人，高喊着“哈拉朔”追赶它，并窃窃私语。我也有很多木制玩具，像各种积木，木制长枪和短枪，我家的左邻右舍，谁也不知道美国威斯康星洲。为什么要说威斯康星洲呢？因为威斯康星洲出产了新玩具，叫芭比娃娃。我看见她的主人巴拉巴拉露出了得意的笑容，巴拉巴拉幽幽地说，我并不想改变世界，我只想改变世界玩具的性走向。胡扯！巴拉巴拉已经改变了世界，她把那些思春的情歌，做成把玩于掌心欲望——一位体态修长，身着泳装，娇容俊秀，金发披肩的少女，因为巴拉巴拉知道，魔鬼身材，是每一个少女的梦。芭比娃娃瞬间走进千家万户，当年售价，每尊三美元，是我老家汽车制造厂熟练工人的月收入。如今每十秒钟，就啪啪啪地蹦出一只芭比娃娃，翩翩地攀上顾客的掌心。芭比娃娃也是变脸娃娃。她是芭蕾明星，她是空中小姐，她是医生护士，她是登月宇航员。当然，她未来会是很多人，会是总统候选人、房地产首富、基地恐怖组织首领、奥运体操冠军、影视明星、歌坛皇后、电脑大师、机器人、金融大鳄什么的。芭比娃娃最思春，她竟然也有了男友，名字叫肯，还在闺房幽会，绚烂开放的玫瑰，泡沫翻腾的香槟、激情起伏的初吻，思春的歌声正悠悠地响起：“谁能闺房空守，在十八岁那年。” 刘彦昌和阿廖沙的父母，当然拒绝芭比娃娃和美国梦，因为美帝国主义的梦，对我们这些刚出生的孩子比较虚无。是的，虚无。好好读读书吧，读读当年美国人埃德加•佛雷敦伯格的专著《成人的模式和感觉》，他说所谓美国梦，即“活得长久，死时年轻”。佛雷敦伯格鼓励人们及时行乐，趁年富力强，选择情趣盎然的方式活着，更多地享受人生，就等于超值享受，享受之后，即使年轻，亦死则无憾。刘彦昌和阿廖沙的父母齐声喊道，这叫什么生活梦啊，世界上哪种情趣盎然的生活方式是健康的？长命百岁的生活方式，都是简洁、幽然而乏味的，呵呵，不过，父母的声音在佛雷敦伯格面前，总是微弱黯然，如奥地利墓园里弗雷伊德的墓碑。佛雷敦伯格似乎胜利了，欧美很多人为他喝彩。

美国啊，美国，你一边向世界兜售芭比娃娃和人生理念，一边又在国旗上添了一颗星星。这是星条旗上最划算的一颗星，它令美国人开心，叫俄国人心痛，一八六七年，美国人从亚历山大二世曾孙的手里，几乎免费得到了富饶的阿拉斯加，时过境迁，俄国人如梦方醒，忽然意识到，他们以每平方公里五美元的价格把阿拉斯基卖给美国，等于白白扔掉了一座金山啊！所以，俄国歌手直到现在，还怀抱着三弦琴，自弹自唱，哭着骂祖先是蠢货，有眼不识阿拉斯加，叫美国人捡了大便宜。哦，哭泣吧，愚蠢的俄国人！

至此，星条旗旗绣上了五十颗星星。星条旗永不落吗？惟有赫鲁晓夫不服，我看见他千里迢迢地跑去美国，指着艾森豪威尔的鼻子说：“苏联不仅要赶上你，而且还要超过你。” 艾森豪威尔说：“你先体验下迪斯尼乐园，之后再谈赶超。”赫鲁晓夫一摆手，说：“只有‘兔子，等着瞧’，才是共产主义者的游戏！” 赫鲁晓夫说罢，觉得有些过分，缓了缓口气，又说：“当然，美国也非一无是处，比如艾奥瓦州加斯特农场的玉米，还是不错的。”于是，艾森豪威尔和赫鲁晓夫手拉手，来到加斯特农场，碧绿万倾的玉米田里，不仅没有扎着花头巾的集体农庄庄员，没有劳动竞赛的歌声，也听不见比学赶帮的号子，赫鲁晓夫开始有些寂寞，随后，他忽然咧嘴笑了，他对艾森豪威尔说：“我在苏联，人送外号玉米总书记。我真的要谢谢总统先生帮了我。” 艾森豪威尔一脸不解，赫鲁晓夫笑着轻拍他的后腰，道：“来了美国，我才确信，玉米，真是苏联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啊！”

饥饿伴随着我，我失去了对春夏秋冬的判断和感知。我看见棉花、红黄麻、烤烟、油料、糖料和生猪，都变成梦想的沉渣，随波逐流。我看见，我在两亿亩良田里狂奔，村村户户都很兴奋——我要喝代乳粉了！有人爬过青灰色的砖墙，给我们送来了饼干，牛皮纸的包装。我坐在门墩上，胡同里的浮土在午后的阳光里，被风卷起，细碎的沙尘是飘舞的金粉。画家和哲人伊波霍尔斯卡娅，静静地坐在胡同的尽头，那是波兰克拉科夫，有一株枝繁叶茂的槐树，开满了白花，她对我说：“世界上只有两种观点，错误的和我的。”时隔三十年，我去克拉科夫，那株槐树和伊波霍尔斯卡娅的影子仍在，独不见其人，一位穿长裙的女人，从祈祷堂飘然走出，对我说，伊波霍尔斯卡娅只在两个地方，一是大地，二是天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