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中期，中苏关系虽未正常化，但是苏联文学在国内却很有市场。那是一个纯粹的文学时代，常有苏联作家代表团来访，而且团员都是知名作家，苏联军旅作家瓦西里耶夫也在那些年里访问过北京。他那时已经六十出头，虽银丝满头，但精神矍铄，深色宽边眼镜后面目光深邃，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他所到之处均发表精彩的演讲，签名赠书的姿态更是潇洒。他慷慨激昂的演讲常被鲜花、掌声和欢呼声淹没，所受到的礼遇稳超当年泰戈尔访华。瓦西里耶夫的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一九八〇年出版中译本，故事构思绝妙，情结奇特，人物有个性，极大地震撼了中国读者。

二十多年后，我侨居莫斯科，那时苏联已经没有了。二〇〇四年，叶夫图申科和沃兹涅先斯基等诗人推荐我加入俄罗斯笔会。有一天，我在笔会办公室，见到秘书卡捷琳娜，得知大作家瓦西里耶夫也是会员。我登时喜从心生，急不可耐地按会员登记册上的联络方式，拨通了瓦西里耶夫的电话，但电话那头却传来一个有气无力的声音，没错，那正是他，瓦西里耶夫，但我无论如何不能将发出这个声音的人，与北京做精彩演讲的瓦西里耶夫联系在一起。

瓦西里耶夫告诉我说，他已年逾八旬，身体很差，几乎不与外界接触。他除了治病，就是专心致志地写历史小说。我提到八十年代北京的读者见面会，他沉默良久，感觉是在控制情绪，过了一会，他像是在问我，又如喃喃自语：“中国读者还记得我……”他说，苏联轰隆一声坍塌，作家们登时坠入深渊。九十年代初，瓦西里耶夫和夫人左丽雅生活一度窘迫，这位辉煌一时的大作家就此心理失衡。要知道，根据一九三四年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作协章程，苏联作家可是社会的“灵魂工程师啊”，他们肩负着通过文学作品“对人民进行思想改造和社会主义精神教育的使命”。这是多么崇高而神圣的使命啊。苏联作家协会在五十七年的时间里，不仅通过文学基金会斥巨资扶持作家创作与出版，还为作家们留下庞大的会产，如作家村、作家俱乐部、礼堂、出版社和住宅等。苏联时代，位于莫斯科厨师大街52号的中央文学家之家，是苏联最高文学殿堂，这座古宅1889年由俄罗斯贵族共济会分会所建，几乎知名作家和诗人都曾享受作家的至高荣誉——应邀在此朗诵作品，讨论文学问题或把酒贺寿，当然也包括瓦西里耶夫。

就收入而言，早在一九三六年，苏联人月平均收入仅有二百七十卢布时，全国就有两千多名作家月收入超过两千五百多卢布。五十年代，斯大林奖金获得者在全国巡回演讲的收入，每两个半小时就达三千卢布。七八十年代，像瓦西里耶夫这样的知名作家做一次文学演讲，酬劳高达一千五百卢布，普通作家的演讲费也可达七百五十至一千卢布，即便是暂露头角的文坛新秀，演讲一次的所得，也相当于普通人两个月的收入。八十年代，瓦西里耶夫作品的总发行量已突破百万册，那时莫斯科人的月平均收入约为三百卢布，保守的估计，他那时每年的稿酬收入不会低于几十万卢布。

不过，这一切，在一九九一年都被无情地改变了。

可以想象，瓦西里耶夫在苏联解体后所面对的各种尴尬。九十年代中期，俄罗斯有家汽车营销商，想利用瓦西里耶夫的名气做产品推销，他们开出的条件是，只要瓦西里耶夫按照合同要求做广告，商家便赠送一辆汽车，但当即遭到瓦西里耶夫拒绝。瓦西里耶夫说，堂堂作家沦落到为做买卖的鸣锣吆喝，不啻于蒙受了奇耻大辱。而汽车商家死乞白赖将汽车送到楼下，还将车钥匙送上门来。瓦西里耶夫气得抓起钥匙，开窗扔下楼去。新千年之后，尽管他的小说仍然再版，但印数已不可与苏联时代同日而语。我在莫斯科的大学授课之余，问起我的俄罗斯学生，可曾知道他们国家这位从战火中走来的文学天才，但十之八九的学生都会摇头傻笑。唉，难道瓦西里耶夫真的已经被俄罗斯遗忘了吗？难道真如他在电话里所说：“曾孙记不住祖父的名。谁还记得我这个作家，对第三代读者来说，我虽活着其实已经死了……”

瓦西里耶夫在苏联解体后不再写作军事小说，也拒绝写出表现苏联解体事件的作品。或许，这是因为他在内心深处不承认，那个他曾经为之流血和讴歌的国家已灰飞烟灭。二〇一三年，瓦西里耶夫默默地离别了这个世界，他至死也没有做好接受苏联解体的心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