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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大战密码情

 
西方国家历来重视情报战,英国前首相丘吉尔说过,信息安全是英国军队赢得世界战争的法宝,所以,英国人一贯讲究无线电技术侦查,他们曾经策划实施过“极限行动”(Ultra),旨在破解德国英格玛密码机(Enigma Machine)所发出的情报。
英格玛密码机,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投入使用的,一种便携式的密码信息加密和解密机,是机电叶片式机器家族中的一员。英格玛密码机问世之初,很多国家主要用于商业和金融业,后逐渐用于政府公务和军事,后者以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用最多,而且将其发展到了极致。首次成功使用英格玛密码机破译电码的,是波兰情报机构,1932年12月,波兰密电码局的三位秘密侦察员(列夫斯基、罗日茨基、扎卡尔斯基)借助法国情报机构的技术支持,运用数学理论和反向研究方式,研发出世界第一台密码机,它被称作“密码逻学辑炸弹”。1938年,德国工程师在波兰解码器的基础上,进行完善与更新,生产出更加复杂和完善的密码机,它很快就被反希特勒国际联盟使用,破译了大量重要加密信息,人们还给这台密码机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图灵甜点”(Turing Bombe),它曾为二战的抵抗运动联盟广为使用,很多反希特勒重要情报的破译,均是“图灵甜点”的功绩,整个二战期间,世界各国投入使用的英格玛密码机,即有10万台之多。
英国皇家空军元帅约翰•斯莱塞爵士 (John Slessor 1897~1979)曾说,破译密码情报,是二战盟军最基本的战略依据。西方盟军最高司令长官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甚至说,英格玛密码机是盟军的致胜法宝。不过,读者在苏联军事将领的回忆录中,却鲜少见到类似的提法,也许是出于保密的需要而刻意隐去,无论是朱可夫元帅还是 罗科索夫斯基元帅战争的回忆录,都对此只字不提,却是不争的客观事实。我在侨居莫斯科期间,结识了苏联英雄,前苏联国防部副部长兼陆军总司令,瓦连尼科夫大将(Валентин Вареников,1923—2009),他请我翻译他的长篇战争回忆录(《人战争梦想》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还多次请我在红场办公室面谈,讲述他二战亲历,但谈得最多的,还是炫耀苏军火炮、飞机和装甲部队的所谓硬实力,却从未谈及战争爆发前后,苏军通信安全和秘密情报战。从此我认识到,1941年,作为信息安全的基础,苏军的通信安全体系尚未建立,这也许就是战争爆发之初,以及战事推进过程之中,红军屡次蒙受重大损失的关键所在。
俄罗斯当代信息安全大师克列波夫(Анатолий Клепов)的观点,证明了我的推断,他在《Шифраторы и радиоразведка》一书中说,苏联红军在二战中多次失利,大多是由于军事指挥员命令传送不利,以军事秘密信息遭遇德军破译所造成的。苏军在二战时,多次发生战役组织混乱,战场敌我不分,更有甚者,红军通信曾遭遇德军窃听以及被敌军传送假情报,令红军损失巨大。战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НКВД)在战时调查报告中指出,苏军战时信息安全性极差,军队自上而下保密意识淡漠,战争初期,苏军情报传递方式古老而原始,主要靠军事指挥机构机要通信员完成,与16世纪的欧洲军队无异。而国际战争史早已证明,战争的制胜法宝,是兵贵神速与兵不厌诈(包括信息秘密传递与变化)。特别是后者,历朝历代,无不珍视,奉若黄金。早在16世纪,欧洲军队快速情报的传递,即以黄金论价,所以,情报员的薪俸远高于普通士兵,意大利情报员的收入,甚至远高于帕多瓦大学(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Padova)的教授!
克列波夫的研究成果表明,1941年,二战爆发之前,由于德国密码技术已经相对发达,所以苏联红军很多绝密情报其被截获。直至上个世纪70年代末,苏联克格勃才开始研究和开发密码机。苏联克格勃虽后来对密码技术有所加强,但却走向另一极端,即过分相信密码机的保密性,认为加密信息万无一失,结果同样发生信息安全危机。
总之,无论是过去还是今日,密码技术及其发展,都是保证人类信息安全的重要手段之一。如今,互联网和手机高度发达,其安全性问题日趋严重,这个领域已经成为高智商犯罪的天堂。所以,国际密码专家呼吁,世界各国加强保护信息安全,为免受虚拟世界的攻击与侵害,加强新时代密码机的研发,21世纪信息安全,与国家与个人利益息息相关。我以为,未来世界的胜者,并非靠高超手段窃取信息技术,而是靠强悍的能力加强信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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