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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的中苏间谍电影大战

中苏意识形态之争,始于赫鲁晓夫上台,特别是1956年苏共召开20大以后,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发生剧烈动荡,此后,中苏逐渐关系恶化,直到1989年5月1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应邀造访北京,16日,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宣布中苏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邓小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曾说,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未来自不待言,而过去,却有太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中苏反特电影大战,就是其中一个,说来颇为有趣。
中国鉴于中苏关系的变化,出于反修防修和时刻准备与苏联打仗的政治需要,在60-70年代末,拍摄了一系列反苏影片,如1969 年3月中苏爆发珍宝岛冲突以后,中央新闻电影纪录片厂便摄制完成了纪录片《新沙皇反华暴行》,意在揭露苏联在乌苏里江、黑龙江上进行的反华挑衅,该片于1969年4月19日起在北京和全国各地陆续放映。
1977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反特故事片《熊迹》。这部电影,是根据1974年北京公安机关在西坝河地区破获的一起苏联间谍案改编的,案中有个细节,即当年被我公安机关抓获中国特务,竟然就在我家不远的白石桥桥洞里,与苏联驻华大使馆的外交官接头,后来他们双双被抓获,苏联使馆官员也被驱逐出境。《熊迹》的结尾是这样的,中国特务周英杰被擒,潜伏特务“紫貂”姚秉章死有余辜,苏联间谍谢尔丘克、沃洛诺夫被驱逐出境。同一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了反特电影《黑三角》,它通过侦破和截获“110号人防工程”机密情报密码的故事,展示了中国安全部门与国外间谍的较量,片中提到的国外特务机关,暗指当时中国头号敌人苏联。1978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推出反特电影《东港谍影》,这部电影围绕敌特企图窃取中国新型军舰“东港”号的图纸展开,境外的博弈对手明显指的是苏联,就连片中的道具“不锈钢熊”和外国敌特的名字“伊凡诺夫”都是苏联惯用的。1979年,中国反苏电影创作升级,上海电影制片厂推出抗俄战争片《傲蕾•一兰》,讲述17世纪中叶,达斡尔少女傲蕾•一兰抵御俄寇,为保卫故乡与东征俄军殊死斗争。这部电影明显在警告苏联,中华民族自古以来,都有誓与俄寇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时隔三十多年,俄罗斯老电影人说起这部电影,依旧觉得它气势夺人。
 
 
 
珍宝岛之战英雄孙玉国在讲述
 
 
1980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反特片《戴手铐的旅客》,讲述了“文化大革命”初期,境内外敌对势力企图盗窃国产导弹A—1号燃料样品的故事。影片表面上描写的是侦察员刘杰被诬陷和流亡的过程,以及与他与真凶苏哲的斗智斗勇,实际上影片暗示,最终对导弹A—1号燃料样品感兴趣的还是海外敌特,即苏联。30多年后,原苏联电视台的老导演谢尔盖说,他看过《戴手铐的旅客》,认为那是中国反苏侦探电影的高峰之作,该片虽未指名道姓说苏联欲盗窃中国机密,但在那个时代,中苏两国观众心里都明白,这部电影中所说境外敌对势力是谁。
70-80年代在苏联,还有一个人,也很关注中国的反苏电影,他既不是导演,也不是演员,而是苏联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Юрий Андропов,1914-1984)。原来,北京苏联大使馆克格勃人员,向安德罗波夫报告了中国70-80年代的反苏电影情况,他听后,忽然心生一计,他思忖到,中国可以利用电影“反修防修”,我为啥不利用苏联电影“抓中国间谍”,为国家安全工作锦上添花?他想道,此举说不定还会帮他问鼎克里姆林宫最高权力的宝座呢。
安德罗波夫说干就干,他通过苏联驻北京大使馆想方设法调取了《熊迹》和《东港谍影》等几部电影的拷贝,在克格勃总部卢比扬卡总部大楼里细细研究,还请来苏联电影专家一起分析,结论是,中国电影人反苏联电影水平甚高,而且数量上已远超苏联拍摄的反华影片。安德罗波夫说,苏联1974年拍摄的二战侦探片《春天的十七个瞬间》(Семнадцать мгновений весны)以及1975年苏日合拍,获得奥斯卡外语片奖的反华影片《德尔苏•乌扎拉》(Дерсу Узала)都不如《熊迹》和《东港谍影》有政治高度,安德罗波夫说:“我想,连中国家庭妇女看了这些电影,都知道该怎么抓间谍。”总之,中国反特电影给安德罗波夫很大启示。
1980年12月12日,安德罗波夫在苏共中央政治局做了代号为“2611-А”的国家安全工作报告,他说,克格勃破获多起中国间谍案,起获大量相关证据,还将犯罪现场拍成了影像资料,其中包括苏联籍中国间谍的活动记录。安德罗波夫提议,鉴于克格勃已经整理出一套完整的中国间谍材料,他准备挑选一部分公布于众,配合苏联的反华宣传。安德罗波夫强调,国家应投资拍摄一批抓捕中国间谍的故事片和纪录片,在苏联公开放映,藉此培养苏联公民的国家安全意识和爱国主义观念。
安德罗波夫的提议很快得到苏共中央的赞同和支持。 12月15日,经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Леонид Брежнев,1906-1982)批准,苏共中央秘书处通过了 “关于利用被揭露的中国间谍素材拍摄特别影片”的秘密决议。苏共中央秘书处随后委托苏联广播电视委员会(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комитет СМ СССР по телевидению и радиовещанию)操办此事。
苏共中央批复之后,安德罗波夫迅速跟进,甚至利用职权,直接插手广播电视委员会工作。他对广播电视委员会负责人说,为了配合宣传国际形势和苏联的外交政策,即将拍摄的反华侦探片影片,不要立即在苏联放映,而要优先照顾社会主义兄弟国家,这样既可遏制中国,也可对兄弟国家彰显克格勃熊威,对不听话的国家,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安德罗波夫还指示说,反华侦探电影,在苏联的放映时机,要与宣传克格勃对华反间工作成效同步。安德罗波夫甚至公开说,苏联电影,就是要为国家安全工作摇旗呐喊。他还亲自指示苏联电影创作集体,杜撰中国特工在西伯利亚收买苏联人从事间谍的故事,为开拍电影做具体准备。
话说1980年,恰是苏联侦探电影走向高峰的年份,一大批经典电影作品问世,创下不错的票房,很多流传至今,堪称苏联电影精品,如《家庭圈子》( Семейный круг)、《老酋长的指环》( Кольцо старого шейха)、《奥卡列娃六号》(Огарева, 6)、《侦察》(Расследование)、《两次长鸣在雾中》( Два долгих гудка в тумане)、《个人》(Частное лицо)、《三日思考》( Три дня на размышление)等等,但却没有一部是反华电影。当年,苏联中央电视台为培养苏联百姓的安全意识,开办了一档每周纪实节目,鼓吹克格勃如何侦破欧欧美间谍案,宣扬苏联侦察员功勋,也从未涉及所谓中国间谍事件。安德罗波夫为了捞取更多政治资本,决意改变苏联影视的基调,添加反华内容。他先想到的题材,是那时中苏在阿富汗、安哥拉及越南的公开对抗,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些都未能列入选题。
 
 
 
苏联拍摄的边境冲突纪录片镜头
 
 
有一天,安德罗波夫突然想到,1978年夏天发生在苏中边境线上的一个事件,他觉得这个故事,倒是可以让影视界做做文章。
事情是这样的,1978年夏日的黄昏,一列苏联火车行驶在中苏边界,苏联一侧的达利涅钦斯克地区,就在火车靠近中国边境时,突然,有人纵身跳下车,撒腿疾跑,瞬间穿越了边防隔离带,一头扎进乌苏里江,朝着中国一侧游去。列车长报警后,一队苏联边防军牵着警犬迅速赶到,边防军指挥官下令,要活捉越境者,即使他跑到中国一侧,也要不惜代价,前去捉回。苏军边防军穷追不舍,追至乌苏里江中国一侧的江岸上,仅发现一堆脱下来的湿衣服,越境者不见了踪影。于是,苏联边防军继续朝中国纵深追击搜寻,边追边对空鸣枪,他们追出了几公里,依旧不见越境者人影。边防军指挥官便下令,抓几位中国村民带回苏联,日后与中方交换越境者。苏军强掳村民出境,村民不从,苏军指挥官竟然开枪击伤村民两人,后见中国边防军闻声赶来,才带队悻悻逃回苏联一侧。
当时,在莫斯科坐镇指挥此事的,正是安德罗波夫。他一听苏军开枪击伤了村民,便大呼不妙,一面急命边防军撤回,一面向苏共中央汇报,建议主动向中方做出解释。但为时已晚,中方反应极为迅速,将此事做足了文章。中方首先公开抗议苏军入侵和枪击平民,然后再将抗议信提交联合国安理会,把事件真相公布世界,还在国内举办了苏联侵略者展览会,展示了苏联边防军遗留的冲锋枪弹壳,受伤的村民也出面现身说法。此事搞得安德罗波夫尴尬之极,最后,苏联政府不得不向中国道歉,赔偿村民损失。安德罗波夫曾请求中方交回越境者,可中方对他的请求理都没理。安德罗波夫因此受了不小刺激,他一直憋在心里,想找机会出气,直到1980年12月15日,勃列日涅夫批准他拍摄反华电影,他才精神一振,觉得机会来了。1981年,他指示并监督苏联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银幕”(Экран)创作室,根据1978年夏天苏军越境事件,拍摄了反华间谍纪录电影《郭秀山的自白》(Признание Го Сю Шаня),但狡猾的安德罗波夫为了避嫌,特意在片头字幕标明,影片的素材由苏联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克格勃机构提供。
​然而,1981年,《郭秀山的自白》在苏联电视台播放时,其效果并未达到安德罗波夫的预期,苏联远东地区,不仅没有掀起大规模抓捕中国间谍的热潮,而且没过多久此片便遭冷遇,很快观众就淡忘了它。此事令安德罗波夫很不开心,加之积郁成疾,他后来虽做了苏共中央总书记,却不能善终,最后竟死在任期内。不久,中苏关系正常化开始酝酿,两国再也不拍抓间谍的电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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