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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巴别尔情结

  前不久,有幸结识了文学编辑赵芳女士,她告诉我,她和丈夫都是巴别尔的崇拜者,在这个极度物质化的社会,他们对精神世界的追求令我动容。他们不仅读过我翻译的巴别尔小说《骑兵军》(花城出版社1992年版),而且还赠送我一套美国精装版《巴别尔全集》(2002年版)。最近读到香港翻译家马海甸先生的文章,方知我获赠的美国版《巴别尔全集》,恰是我梦寐以求的那个版本,它由巴别尔女儿娜塔利娅•巴别尔编订,彼得•康斯坦丁翻译和注释。
  我真正接触苏联文学及其翻译,是1982年。那时,翻译家石枕川先生给我们讲授苏联文学。他个人所经历的苦难,经形成了他对文学世界敏锐和独特的理解,他在做人、读书和译书等方面均是我的楷模。1982年末,石教授对我提起苏俄小说家巴别尔和他的代表作《骑兵军》。他对我说,这位作家很独特,高尔基觉得他才华横溢,其文风与莫泊桑接近。当时,我们的语文课选进了《羊脂球》,故事令我震撼。那时还没有人将苏联文学家与西方作家同日而语,所以,石教授的话令我感到极为好奇。石教授告诉我,《苏联文学史》,鲜少提及巴别尔,他的小说在苏联,从1939年至1955年,共消失了16年。那是因为,巴别尔1939年被捕,1941年被枪决,直到1954年才恢复名誉。由于苏联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Константин Паустовский)的奔走努力,巴别尔的小说1957年得以在苏联重见天日,再版前言,是中国人熟悉的苏联作家爱伦堡(Илья Эренбург)所写。
  1982年,我还读不懂原文版的《骑兵军》,所幸有石教授手持原文,逐字讲解。那时他说,《骑兵军》既已载入文学史,说明它在国际文坛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但按当时的势态,未必可能短期内在中国出版,但是,未来若可出版,将会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他嘱我学好俄语,多读原著,修炼中文,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翻译巴别尔的《骑兵军》。
  对我而言,师命乃使命,我从1983年至于1991年的8年间,基本上都在研读和翻译巴别尔。并于1992年,出版了巴别尔的代表作《骑兵军》。作为一个文学翻译试笔者,我至今仍要感谢,22年前曾经为我这本青葱习作《骑兵军》付出过心血的人们,他们将与《骑兵军》一起,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中国最早翻译巴别尔的倡议者,翻译家石枕川先生;20世纪外国文学精粹丛书编委,翻译家王守仁先生以及花城出版社编辑林青华先生。
  上个世纪80年代末年,我开始研读和翻译《骑兵军》时,我先是戎装在身数载,也曾骑马扛枪走天涯,之后在北京一家出版社做苏联文学编辑,算是体验了巴别尔两个方面的人生。但是,对于一个只有29岁的年轻人来说,我没有对俄国庞杂、纷乱和厚重的历史做过梳理,没有直接感受过巴别尔笔下的南俄风情,没有造访过巴别尔的故乡敖德萨,这个被称作俄国汉堡海港的城市,没有在巴别尔的故事现场,对俄语、乌克兰语以及当地乡间各种土语、俚语、成语和谚语的反复揣摩和玩味,仅仅靠对俄语书面的理解,靠青春的激情和想象,怎么可能用译文展现巴别尔,这座20世纪初,苏俄文学一座丰碑呢?
  高尔基当年看好巴别尔的创作,他曾把巴别尔打发到人间去,让他体验生活,写出好作品。巴别尔一去多年,以后好文连连。我自90年代初,也踏上了巴别尔曾经走过的路,从莫斯科到圣彼得堡,从基辅到敖德萨。十多年过去了,巴别尔的故事在我的眼前渐渐变得立体丰满,有声有色。我曾三次走访海港敖德萨和古城尼古拉耶夫,他昔日读书的学堂已成关门,年久失修,残破不堪,如生命夕阳中最后的巴别尔,破帽遮颜,对未来半喜半愁。
  我在俄国和乌克兰拜访过巴别尔的故居,不仅去过他的中学,看过他童年踯躅的犹太人街道,商铺,也去过他最后几年居住的别列捷尔金诺作家村,还读到了他的前妻卡什琳娜(Тамара Каширина)和后妻比洛什科娃(Антонина Пирожкова)所写的回忆录——巴别尔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逐渐丰满,原来石教授推荐,和逐渐为中国读者喜欢的苏俄犹太作家,竟是个外表奇特,性格复杂,内心难以把握的人。神秘主义者巴别尔,生活在虚拟的世界里,不仅善与他人也与自己玩着幽默,这就是他的全部魅力所在。难怪卡什琳娜说,巴别尔最高的智慧,就是他会说俏皮话。他的女友金斯伯格(Зинаида Гинзбург)也说:巴别尔是一个讲神秘故事高手。
  高手也不一定被大多数人认可。巴别尔的老家敖德萨,就不认可他。我曾经三访敖德萨,在当地市政府、高校和文化机构问及巴别尔,当地人反应淡然,绝对出乎中国读者的想象。
  当年,敖德萨歌手、乐队指挥乌焦索夫(Леонид Утесов)是当地第一个读到巴别尔小说的人,后来,他还将巴别尔剧本搬上莫斯科舞台。如今,在敖德萨市中心,塑造了乌焦索夫铜像,却没有巴别尔的。曾听说巴别尔的中学要为其立像,后也没了下文。目前,绝大多数敖德萨年轻人仍不知道巴别尔何许人也,即便知道,他们也会因为小说语言晦奥,难以读懂而望而却步吧,就如当代欧美年轻人读莎士比亚那样。
  其实,巴别尔生前,就曾经遭遇过不认可的事情。
  有一次,巴别尔去法国巴黎,高尔基请他从俄国著名歌唱家沙里亚宾家,捎回一只贵重花瓶。沙里亚宾端详巴别尔良久,不信任巴别尔是高尔基的作家朋友。他把巴别尔带来的信和高尔基平时写给他信,比对半天,想证实眼前这个人带来的信,就是高尔基的真迹。最终,沙里亚宾凝视了巴别尔几秒钟,问道:“听着,您该不会是敖德萨人吧?”“我是敖德萨人呀,”巴别尔说。“哈哈!”沙里亚宾突然大笑一声说,“您觉得,我会相信您吗?”说完,他小心翼翼地将花瓶藏进柜橱,将巴别尔轰出了家门。
  但是,巴别尔始终坚信敖德萨可以出现自己的伟大作家,就像法国出了莫泊桑。巴别尔非常喜欢莫泊桑,对他来说,“莫泊桑”这三个字,是对作家能力的肯定和最高的褒扬。巴别尔的法语讲得非常好,他多次到过巴黎,在那里造访过莫泊桑故居。他喜欢跟人说起那房子里留下的发蜡和咖啡的味道,他说:“那里的太阳暖洋洋的,就像带花边的玫瑰红的灯罩,就像高级交际花女郎的内裤。”他在自己的一篇小说的结尾这样写道:“我们敖德萨……会出自己的莫泊桑。因为,我们有辽阔的海洋,有太阳和美丽的女人以及可供思考的食物。我向您保证将会出莫泊桑!”
  1938年,苏联正值斯大林“大清洗”高峰,苏联作家协会主席团批准巴别尔出任苏联国家文学艺术出版社编辑委员会编委。这标志着苏联对巴别尔文学地位的认可。但是,殊不知,巴别尔30年代很少出书,几乎没有什么稿费收入,生活异常窘迫。巴别尔只得靠跟出版社编辑们做书稿策划来挣钱,为此,出版社给支付他很可观的稿酬,因为他那时已经是文学名家了。后来,国家文学艺术出版社社长罗佐夫斯基(Соломон Лозовский)在大清洗中遭遇厄运,1952年,他遭遇审判,并被执行枪决,罪名是参加犹太反法西斯组织。
  可是,巴别尔比罗佐夫斯基更早些被捕。
  1939年苏联画家瓦涅齐安(Арам Ванециан)给巴别尔画了一幅肖像,成了巴别尔留在人间的最后的一画。1939年4月,巴别尔在列宁格勒举办了最后一个小说朗诵会,5月15日,他便在莫斯科郊外别列捷尔金诺作家村被捕,罪名是“参与反苏阴谋恐怖活动和间谍活动”(苏联秘密卷宗419号)。秘密警察逮捕巴别尔的时候,还没收了他的一些手稿,具体数量是,15个文件袋,11个写满字的本子和7个写满字的活页夹。他构思和写作中的一部描写契卡(苏俄安全部门)的小说,至此不见了踪影,并且永远地消失了。
  苏联克格勃解禁的秘密文件证实,警察在狱中对巴别尔严刑拷打逼供,他被迫承认与托洛茨基派的人物有关系,被迫承认在苏联作家、演员和导演中间,散布反苏言论以及为法国充当间谍。审讯记录显示,巴别尔说,他1933年通过作家爱伦堡认识了法国间谍作家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并向他提供了苏联空军情报。1940年1月27日,巴别尔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执行名单由联共布书记斯大林亲自签属。巴别尔的死刑由3个人执行完成,即莫斯科卫戍警长布洛欣及行刑队队员费季索夫卡里宁。苏联克格勃档案记载,卫戍警长布洛欣,走上前去,朝巴别尔的后脑开了一枪,杀死了这位文学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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