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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五杰:最有信仰的特工

 
1930年,联共(布)政治局改组苏联对外侦察局,并规定它的最新发展方向,主要针对的国家是:英国、法国、德国、波兰、罗马尼亚、波罗的海国家、芬兰和日本。这一时期对外侦察局的任务,主要就是用非常手段获取国外军事与科技情报,所谓非常手段就是加强外派侦察力量,那时,国家政治保卫局已在奥地利、德国、英国、法国、美国、土耳其和中国建立了工作站,对外侦察局后来又加强了工作站投入和人员配置。   
30年代,苏联对外侦察局最大成就,莫过于招募了五名来自剑桥的英国间谍,简称“剑桥五杰”(Cambridge Five),“剑桥五杰”他们出身资产阶级豪门,却都是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后来都成为苏联对外侦察史上最优秀的外国间谍。
说到“剑桥五杰”,就不能不提及他们的招募者捷契(Арнольд Дейч)。他是苏俄对外侦察局侦察员,苏俄最善于招募国际间谍的专家。捷契自1934年招募了“剑桥五杰”后,便在英国伦敦领导他们工作至1937年。
捷契出身于奥地利犹太家庭,1924年加入奥共,1928年获得维也纳大学哲学和化学博士学位,随后前来莫斯科工作,1931年苏共。苏联对外侦察局见捷契才华横溢,谙熟俄、德、英、法、意等多国语言,适合从事国际侦察,就吸纳他到局里工作,1933年捷契被派遣到法国巴黎工作,后来又被派遣到比利时、荷兰、奥地利和德国工作,成绩斐然,局里对他的工作甚为满意。捷契1934年被派往英国工作,他以伦敦大学心理学系学生身份为掩护,接近和发展各国学生,总共招募20多名学生为苏联对外侦察局工作,其中包括“剑桥五杰”。
 “剑桥五杰”之一:布兰特(Anthony Frederick Blunt,1907–1983)是英国反侦察机构军情五处(MI5)职员、皇家画廊高级工程师布兰特。布兰特1935年访问莫斯科,苏联所取得的成就使他的心灵受到触动,1937年他在伦敦被苏联侦察员捷契招募,中间人是同为“剑桥五杰”之一的伯吉斯。布兰特1940年秋季,出任英国情报机构负责军队和军工安全的艾伦准将助理。那年,英国情报机构成功在苏共中央政局委员米高扬(Анастас Микоян)手下布下间谍,布兰特从英国情报机构驻莫斯科工作站获悉此情,立即通告莫斯科,并且协助苏联对外侦察局将英国间谍擒获。1951年,为安全起见,莫金上校代表苏联对外侦察局建议布兰特移民苏联,但此建议遭到布兰特拒绝,此后苏联情报机构中断了与布兰特的联系。
“剑桥五杰”之二:伯吉斯是英国侦察机构军情六处(MI6)职员(Guy Francis De Moncy Burgess,1911–1963),他负责外国元首邮件往来,后任英国外交部副部长助理及英国驻美国大使馆一等秘书。伯吉斯出生于英国皇家海军军官家庭,他在学术上极有天分,是当时剑桥大学凤毛麟角的高材生。他坚信共产主义并热爱苏联,1934年受到同为“剑桥五杰”之一的菲尔比影响,开始为苏联对外侦察局搜集情报。当年,伯吉斯及布兰特前往苏联旅游,加深了对苏联的印象,更加坚信他们为之奋斗的共产国际是全人类的希望。1943年伯吉斯与英国前首相鲍德温(Stanley Baldwin)的秘书交上了朋友,获取了时任首相丘吉尔与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秘密谈话内容,并全部呈送苏联对外侦察局。
 “剑桥五杰”之三:菲尔比是英国侦察机构军情六处利比里亚半岛部部长(Kim Philby,1912–1988),英国军情六处土耳其工作站站长,美英侦察机构接洽协调员。他是1934年被苏联对外侦察局侦察员捷契直接招募为苏联间谍的。1939年,他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以《时代周刊》(Time)战地记者身份作掩护为苏联获取情报。菲尔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共向苏联传递了914份文件。1945年苏联女特工宾利(Elizabeth Terrill Bentley)在美国变节,向美国联邦调查局提交了苏联侦察员名单,菲尔比及时获取了名单,隔日迅速将名单发到了莫斯科。1951年,他为了掩护“剑桥五杰”中的麦克林和伯吉斯出逃苏联,自己受到牵连和审查。菲尔比直到1963年才离开伦敦到莫斯科定居。
“剑桥五杰”之四:克恩克罗斯是英国财政部高级军官(John Cairncross,1913–1995),他在第二次大战时因截获德国电台密码受到奖励,后在南斯拉夫担任侦察协调员。克恩克罗斯1937年加入英国共产党,1942年,他在英国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工作时开始给苏联提供军事情报,他在二战期间将截获的德军情报,特别是英美研究核武器的资料转交苏联情报机构。
“剑桥五杰”之五:麦克林是国外交部职员,英国驻美国大使馆办公室主任兼英美核武器项目协调委员秘书(Donald Duart Maclean,1913–1983)。
麦克林是在菲尔比同学的介绍下开始于苏联安全机构接触的,但此前已经具备了较好的思想基础——他不仅反对法西斯主义,而且反对英国向德意法西斯国家献媚,他认为世界只有苏联可以战胜法西斯主义,所以,为苏联工作就是与法西斯斗争。1934年他去外交部任职,开始源源不断地向苏联提供情报,其中不少情报价值极大,甚至直接送交斯大林办公室。麦克林战后继续为苏联工作。他1947年2月当选英美核武器委员会协调员以后,为苏联提供的情报更具战略意义。1950年,麦克林出任外交部美国司司长后,向苏联提交了英美对朝鲜战争的立场和方针以及美国是否会对平壤使用原子弹的预测与分析等珍贵情报。
莫金上校在回忆录中说,麦克林的情报多次得到斯大林的赞扬,称之为最具前瞻性的国际侦察员。苏联对外侦察局给麦克林的工作评语很高:在提供情报帮助政府做出重大决策方面,麦克林堪称20世纪头号苏联特工。
苏联人对麦克林和伯吉斯给予厚爱,他俩于1951年逃往莫斯科,对外侦察局给与隆重接待和妥善安顿。苏联对外侦察局认为:他们对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在利用国际情报破解战后北约对苏联进行核讹诈方面成就显赫。甚至美国头号间谍,前中情局局长杜勒斯(Allen Welsh Dulles)也对“剑桥五杰”在二战时期的工作评价甚高:他们在二战时期为苏联获取的情报,都是全世界各国情报机构可望而不可及的。 
实际上,苏联在招募“剑桥五杰”前就派遣侦察员贝斯特罗托夫(Дмитрий Быстролетов)秘密招募了一批英国外交部密码员,为苏联接近英国核心机密迈进了一步,而“剑桥五杰”的加盟以及长达30年的合作,又使苏联对外侦察局30-50年代的国际情报工作锦上添花。
苏联内务部莫金(Юрий Модин)上校是“剑桥五杰”最后的监护人,他说,“剑桥五杰”既是高智商学者,也是性情中人。他们帮助苏联获取情报,纯粹出于对共产主义的敬仰和对法西斯的憎恶,他们将情报工作视为人生奉献。莫金上校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1944年决定向‘剑桥五杰’按月支付薪水,数额不小,但遭到他们拒绝,他们说为苏联工作不是为了钱。莫金认为,“剑桥五杰”真心帮助苏联,首先是出于对法西斯主义的憎恶,其次,欧洲当时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失业严重,民不聊生,前景暗淡,“剑桥五杰”认为只有苏联才是世界正义力量,代表着人类光明的未来,他们才义无反顾地做了苏联对外侦察局的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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