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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情报先行者奇恰戈夫(上篇)

 
在俄罗斯的新版史书中,远东滨海州总督奇恰戈夫中将的地位提得很高,被称作远东滨海边疆地区创建者,在构建俄远东国际军事前沿、发展太平洋沿岸科技与经济、创建俄国东北亚军事侦察系统,特别是防止日军在俄日战争中对俄国边界和中东铁路进行破坏等方面功勋卓著。奇恰戈夫是俄国获得世界奖励最多的军事侦察机构首脑,他除了俄国勋章外,还曾获得过法国、比利时、荷兰、奥地利、瑞士、意大利、土耳其、罗马尼亚、日本等国所颁发的勋章,还有一枚中国颁发的二等二级双龙宝星勋章。
 
奇恰戈夫家境优渥,几代人均为沙皇近臣,其祖先蒙女皇叶卡捷琳娜一世宠幸,在宫中侍奉女皇左右。其父是皇家军人,军衔高至少将。奇恰戈夫年轻时意气风发,偏爱军事,经常思考国家安全问题。他一心想入选进宫,为皇家安全效力,那时,俄国还有这样的规定,只有帝俄皇家军校的毕业生,才有机会入选皇家卫队,于是奇恰戈夫便考入帝俄皇家军校,并以优异成绩毕业。
 
奇恰戈夫从皇家军校毕业时,正值青春年华,他不仅学识出众,而且人品洒脱,举止高雅,深得玛利亚·费德罗夫娜皇太后(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之妻)赏识,常蒙召入宫,因此惹得宫中贵妇们嚼舌头,说皇后和年轻小军官玩暧昧。不过也难怪,那时奇恰戈夫英俊潇洒,风流倜傥,他深谙多门外语,具有惊人洞察力,33岁时即已成为帝俄派驻欧洲多国武官,但其真实身份却是俄国间谍。
 
奇恰戈夫在欧洲的使馆工作了7年,欧洲诸国逐渐开始怀疑他的身份,决计“修理”他。不久,媒体炒作他在外派期间热衷赌博和女人,消息传回俄国,沙皇立即召他回首都圣彼得堡。1893年,奇恰戈夫被遣至俄国远东军中服役,奉命出任沙俄龙骑兵团团长,成为俄国当时最年轻的帝俄高级军官。
 
此后,奇恰戈夫的军旅生涯一帆风顺,他1897年被任命为阿穆尔军区参谋长,1899年至1903年间出任阿穆尔州总督、俄国远东乌苏里斯克哥萨克军团司令。奇恰戈夫在任期间与当地政府协调,充分调配当地政治、经济和人力资源,使阿穆尔州的经济、文化与教育得以振兴,阿穆尔州成为东北亚国际融合区。
 
前不久,笔者应邀考察远东联邦大学,在其人文科学院获知,早在120多年前,这里就建立了东方研究所,但俄罗斯却很少有人提及,创立东方研究所是奇恰戈夫的个人倡导。他提倡研究东方学的目的,首先是要为俄国远东培养秘密情报侦察干部;其次是要将东方研究所建成俄国远东最大的情报中心,甚至连研究机构的名字——东方研究所,都是奇恰戈夫亲自命名的。
 
奇恰戈夫私下里说,他的理想即是在俄国建立一座从东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到太平洋之间最大的情报中心。他之所以给中心起了个学术味道很浓的名字,当然是为了掩人耳目。东方研究所开学后立即招募学员,首先重点培养汉语、日语和朝鲜语人才,学院对外说他们未来都是职业翻译家,实际上,奇恰戈夫是将他们培养成军事间谍。奇恰戈夫在研究所揭牌典礼上意味深长地说:“远东安全的未来,就从东方研究所开始。”
 
前面讲过,奇恰戈夫年轻时是俄国派遣到欧洲的秘密间谍,他作为俄国间谍前辈,不仅注重侦察教育,成立东方研究所培养间谍人才,也重视间谍实践活动,曾多次组织和指挥境内外实地侦察。比如,他就曾以地理考察探险队为名,勘察过俄中边界两侧的地质、水文、气象、动植物分布等状况。他的勘察成果获得俄国国家地理协会高度评价,1898年5月,该协会接纳奇恰戈夫为正式会员。
 
奇恰戈夫还加盟海参崴的“阿穆尔边疆研究会”,意在加强对华军事侦察,他还联手各民族政治家、科学家、作家、学者和企业家共同开展研究课题,不断丰富和拓展他所主导的对外侦察内容和深化侦察学的知识底蕴。奇恰戈夫还与俄国赫赫有名的工程师家族——塔姆家族成员过从甚密,该家族的后代伊戈尔曾获得两次斯大林奖金及1958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俄国远东最著名的军事侦察专家、研究学者、探险家和作家阿尔先涅夫,最初只是个无名鼠辈,幸遇奇恰戈夫慧眼识珠,将其提拔为海参崴城堡军事侦察连连长。阿尔先涅夫也得到了国家地理学会的赞助,对中国失地双城子周边进行了军事侦察,写出了影响力深远的《1910-1911年乌苏里斯克边疆区简明军事地理和军事统计笔记》一书。
 
奇恰戈夫除了重视军事侦察的科技与知识含量外,还善于利用国际文化交流开展侦察工作。他亲自组织了“阿穆尔边疆研究会”,会员们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和巴黎举办摄影展,他一方面利用图片展示远东滨海地区的秀丽风光,另一方面,也利用摄影展的国际影响搜集了不少宝贵情报。
 
1900年,奇恰戈夫还以“安边进剿”为名,亲帅俄军分队出兵中国东北边疆重镇宁古塔,一面武力进剿义和团,一面对中国边陲布防等实施军事侦察。那时,俄方深恐义和团之火烧过黑龙江,漫延江对岸华人社区,殃及俄国境内,便借清廷欲借俄军之手剿灭义和团之机,挥军宁古塔。宁古塔衙门为褒奖奇恰戈夫帅兵进剿义和团有功,特为他树碑两座,一座立于中国境内,一座运回俄国收藏。但立于中国境内的那块早已不知去向,而俄境内之碑现存于海参崴市内,成为后世研究中俄历史和相互关系的重要史学证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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