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发行量最大的电影刊物《苏联银幕》

 

苏联时代，大众娱乐的主要方式之一是看电影，所以，苏联是个电影大国，它不仅生产量大，而且有独特的电影艺术传统和生产方式，更有独特的审查制度。

 

苏联几十年，无处不独特，电影甚至独特到与世隔绝。苏联很多电影在其国内极为流行，甚至为国家创造了巨大财富，但世界却闻所未闻，这足以说明苏联电影与世隔绝的程度。再有，苏联电影创作的所有题材审查制度均极为严格，电影工作者创作故事片（剧情片）的空间极为有限。除此之外，苏联卫国战争后，民不聊生，影业凋敝，斯大林在40年代末又大搞“少拍电影”运动，发起批判“世界主义”以抵制西方文化渗透，加强构建铁幕阻隔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导致一批苏联著名电影导演受株连，造成苏联电影数量锐减——1951年仅生产了9部故事片。1945-1950年间，苏联有数十部电影遭禁，有些影片甚至在拍摄场地被勒令停拍。

 

苏维埃政权初期就成立了节目审查总局，1928年5月8日苏联《劳动报》（Труд）第一次报道苏联禁片：18部苏联和外国电影因未获节目审查总局审查通过而遭遇禁放，有些直接从影院下线，被禁的外国电影15部，其中包括有德国导演皮尔（Harry Piel）的《黑色信封》、美国导演塞兹（George B. Seitz）的《仇恨屋》、美国导演鲍特（Edwin Stanton Porter）的《贝拉夫人》、法国、美国和墨西哥合拍的《女抢匪》等；被禁的苏联电影有5部，分别是维斯克夫斯基执导的（Вячеслав Висковский）《死亡之塔》（Минарет смерти）、《安多夫卡的眼睛》（Глаза Андовки，导演不详）、格里切尔-切利克维尔执导的（Григорий Гричер-Чериковер）《迷途之星》（Блуждающие звезд）、马拉霍夫（Пётр Малахов）执导的《公鸡》（Петухи）和维尔内尔（Михаил Вернер）执导的《萨莫萨特金总统》（Президент Самосадкин）。

 

 

 

禁片《迷途之星》海报

 

据《劳动报》统计，被禁影片胶片总长度为4万米，假如我们按照一部影片制作了30个拷贝来平均计算，被禁影片损失胶片的总长度超过了120万米。

 

苏联文化部节目审查总局说，上述电影之所以被宣布为禁片，是因为它们“充满了资产阶级消极和颓废的理想主义观念，展现了骄奢淫逸的生活作风，重复着幻想家不切实际的陈词滥调，表现出令人发指的残暴行径，迎合了不健康人群的病态兴趣，宣扬了资产阶级道德观及神秘主义思想”。早在节目审查总局出台禁放令之前，苏联媒体就已经开始谴责外国电影不健康，有些报社甚至鼓动人们将《仇恨屋》和《女抢匪》的影片拷贝扔到红场上焚毁。

 

苏联禁片，除了文化部节目审查总局这样公开的机构被授权实施，社会上还有不少“电影志愿审查者”为电影“挑错”，主要是挑意识形态方面的错误，之后再将“错误”上报给党政机关备案。文化部节目审查总局对社会上有争议影片，一般均持否定态度，换句话说，只要电影在社会上引发争议一般都会遭禁放。

 

1950年以前，苏联进口影片的国家主要是意大利、法国、拉丁美洲国家和印度，1950年后，斯大林指示用国产电影填补苏联人们的娱乐真空，可是对苏联电影工作者而言，禁忌重重，拍摄电影何其难也，不啻于带着镣铐跳舞。

 

赫鲁晓夫在60年代推行文化“解冻”，斯大林的电影禁锢终被被打破，但是苏联电影禁忌却未彻底消除。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仍旧禁片，只是数量已明显下降，手段更加隐晦而已，勃列日涅夫下令电影厂划归国家电影委员会管理，影片制作实行集体创作制，其目的是想通过集体创作模式，让创作组多人参与修改和完善作品，使自我审查与净化影片的过程，在创作中悄然完成。比如苏联导演克里莫夫（Элем Климов）指导的多集电影《伤痛》（Агонии）拍摄于1965年，创作组根基上级指示于1974-1982年对该片进行了漫长的增删与修改，直到1985年此片才最终问世，可谓二十年磨一剑。

 

苏联解体前，录像机和录像带技术在全球兴起，苏联克格勃和海关加强管控外国电影录像带的进口，但最终也未能有效阻止西方电影的流入与传播。

 

苏联时期引进外国电影相当谨慎和苛刻。根据苏联相关法律法规，青少年满16岁才可观看较为“露骨”的外国影片，当然这些影片都是经过审查部门精心处理过的。比如法国导演米歇尔（André Michel）1956年拍摄的电影《女巫》（La Sorcière）就因为片中有裸戏，在苏联引发了青少年能否观看的争议，最终，《女巫》事件对苏联调整引进片的审查尺度和观影年限的政策提供了制定依据。1968年，苏联又发生了苏匈合拍片《星与兵》（Звезды и солдаты）审查事件，这部影片为苏联电影审查部门制定合拍片的审查标准奠定了基础。

 

 

苏匈合拍电影《星与兵》剧照

 

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世界局势动荡，法国1968年爆发了五月风暴和八月危机，8月苏联出兵捷克和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苏联犹太人大规模移民以色列定居以及60年代后半期苏联和世界发生的“性革命”，都导致苏联对世界更加多疑和防范。苏联当局不断加强完善引进片的标准，审查也更加严格。比如1970年，意大利电影大师贝尔托鲁奇（Bernardo Bertolucci）的影片《同流者》（conformist）原版影片片长115分钟，引进苏联后被剪掉32分钟。审查部门对影片所进行的剪辑完全断章取义，而且还将一部彩色电影处理成黑白片发行，以至于苏联观众一直认为《同流者》原本就是一部黑白片。1973年，印度裔英国导演安德森（Lindsay Gordon Anderson）的影片《大都市小人物》（O Lucky Man!）引进苏联后，183分钟的影片，竟被剪去了45分钟，结果完全歪曲了安德森的创作意图和艺术理念。

 

日本导演黑泽明（黒沢 明）也曾受到苏联电影审查的折磨，1970年他拍摄了彩色奇幻电影《电车狂》（どですかでん），苏联引进时，审查官对影片痛下狠手，竟剪去了50分钟。导演新藤兼人（新藤 兼人）1970拍摄的影片《赤贫的19岁》（裸の十九才），尽管1971年获得苏联莫斯科国际电影节金奖，但在苏联公映的时候仍遭遇严格审查。

波兰电影大师瓦依达（Andrzej Wajda）1974年根据作家雷蒙特（Władysław Stanisław Reymon）的同名小说，改编拍摄了电影《天堂》（Ziemia obiecana），第九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评委会欲授金奖，但由于片中有色情镜头，评委会便通知瓦依达剪掉后再送审，莫斯科当局答应他，删除色情片段即授奖，瓦依达为了获奖而剪掉了敏感镜头，影片后来获得第九届莫斯科国际电影金奖。

 

苏联解体后，瓦依达又将曾经删除的镜头补上，出了个完整版的《天堂》，有记者问他，这是不是对苏联电影禁忌的反动，他说：“我虽然补上了删除的色情镜头，但是我二十年来一直为这些镜头感到羞愧，因为我的电影不是为色情而色情，而是我认为苏联审查制度扼杀创作生命，我拍色情是为争取创作自由。现在我们允许拍摄有色情内容的电影，但我却反对色情。你们现在会觉得我当时很幼稚，但在苏联时代，艺术家创作上的反叛就是最佳抗争手段。”

 

意大利导演泽菲雷里（Franco Zeffirelli）1968年拍摄的影片《罗密欧与朱丽叶》（Romeo and Juliet），波兰导演扎鲁斯基（Anatomia miłości）1972年拍摄的《爱情解剖》（Roman Zaluski）以及波兰导演马胡尔斯基（Juliusz Machulski）1984年拍摄的《铁幕性史》（Seksmisja）在苏联放映前都曾遭遇大幅度“剪片”。

 

那时，苏联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电影节，都以苏联社会主义道德观和意识形态为准则，确立了相同或者近似的审查标准，对于通不过审查的影片，或者禁止在电影节放映，或者不经电影版权方许可直接删改后再放映和参赛，以显示苏联电影审查的权威性不容质疑。

 

苏联电影审查，删减镜头仅仅是一种审查方式，还有一些更不可思议的处理方式，类似于今天的电脑重新编辑，比如通过声音等编辑特效技术，将审查通不过的地方进行处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83年捷克斯洛伐克导演索库普（Jaroslav Soukup）拍摄的电影《口袋里的风》（Vítr v kapse）。片中有个镜头，男主角举着来信兴冲冲地高喊：“姑姑寄来了巴黎的邀请函！”审查官竟然命令电影局技术部门对此句台词做声效处理，改成男主角举着来信兴冲冲地高喊：“入伍通知书到啦！”

 

 

苏联影片《钻石手》海报

 

苏联著名导演盖达依（Леонид Гайдай）拍摄的喜剧片《钻石手》（Бриллиантовая рука）也有一个镜头被做了声效处理，因为女主人公的对白中有句 “他去了教堂”的台词，审查未获通过，因为苏联时代“教堂”属于敏感词，是禁忌之语，无法通过审查，所以只能在音效上处理为“他去找情人”而草草了事。但是观众在观影时却发现了这句台词语气衔接上的问题。影片《钻石手》中被技术处理过的地方比比皆是，如影片中出现的妓女、酒鬼以及不作为官员等镜头均被审查官批评为“形象猥琐”，坚决剪掉。

 

尽管苏联电影审查制度严厉，不少高水准影片遭遇封杀和被迫修改，但这也未能阻止一些影片最终冲出樊笼，跻身世界优秀电影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