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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建政初期的街头流氓(续篇)

 
苏俄街头流氓比沙俄时代更猖狂,这从他们给流氓团伙起的名字上即可见一斑,比如,“苏联流氓协会”“苏联酒鬼协会”“苏联二流子协会”和“中央痞子委员会”等。全国大城市的中学校园还出现了“青少年流氓协会”,他们竟然还选出了委员会,入会的人还得向委员会交会费。中学流氓集团对学校威胁很大,当年奔萨市数所中学就因为流氓活动猖獗而被迫停课。
 
苏联中学流氓集团犯罪表现在传播淫秽歌曲和顺口溜、在城市主要交通干线上制造噪音、敲门滋扰市民生活、打群架和使用枪械。1926年,奔萨市被捕的中学流氓分子,袭击路人的占32%、醉酒的占28%、骂人的占17%、袭警的占13%。
 
奔萨市的街头流氓扒了奔萨到鲁萨耶夫卡市的铁路,鲁萨耶夫卡市铁路全线失控。1925年春季,街头流氓连续颠覆了数次104次列车,导致4节车厢出轨,9名工作人员受伤。由于警方管控失利,街头流氓猖獗,他们手上戴着拳套、挥着刺刀,腰间别着手枪,百姓们都深感恐惧。
 
奔萨市档案资料显示,1926年冬季,街头流氓阻挠奔萨市市民按时上下班,导致生产秩序紊乱,俄国冬天天黑较早,下班的工人和政府工作人员经常被流氓打死或打伤。奔萨市革命灯塔工厂厂长向市长抱怨:“我厂及其职工学校晚20点至22点常遭流氓袭击。”阿斯特拉罕市建筑公司员工因遭街头流氓袭击,停止了图书馆的晚读和参加市委会议的活动。
莫斯科也发生了状况。根据苏维埃1929年1月18日《复兴报》报道,一群女工在莫斯科郊外工厂区街心公园休息的时候,来了一群街头流氓,他们将死猫掷向女工,姑娘们受到了惊吓,纷纷尖叫躲避,街头流氓在一旁狂笑不止。几位男工看不过去,挺身而出,流氓们见状立即拔枪或者举起匕首威胁,男工们只得退到一旁,敢怒而不敢言。
 
1928年至1929年,苏俄街头流氓滋事遍布全国,俄罗斯联邦加盟共和国的城市几乎无一幸免,仅1928年,俄罗斯联邦就受理街头流氓案达10万件。《复兴报》说,苏俄大规模街头流氓事件引发百姓的不满、绝望和恐惧,那时候,他们在街头听到最多的,就是流氓冲他们狂吼:“我杀了你!”于是,百姓纷纷投诉当地警察和安全部门对街头流氓整治不利。
但直到1930年代初期,苏俄街头流氓的势头仍未得到遏制。究其原因,除了上述涉所提及的之外,还有一点不可忽视,即苏俄1930年代城市工业化和农村集体化(“两化”)大规模展开,农村人口持续大规模涌入城市,而苏俄政权虽已意识到城市治安趋于复杂,但因忙于“两化”而无暇顾及整治街头流氓。
 
根据苏联国家档案馆第224号卷宗532页档案文件记载,1920年代末,苏俄大城市所捕获的街头流氓抓进警察局后,经过警察问讯后填写事件登记书,羁押4天至5天即可获释,几乎没有刑事问责。原因很简单:街头流氓均来自社会底层,按照苏俄倡导的阶级成分论,他们都属于根红苗正的“工农阶级”,而作为警察局的国家专政机关不能对无产阶级的主力军——工农阶级痛下狠手。苏俄最高法院法律委员会主席索尔茨早在1926年就指出,街头流氓所鄙视的社会道德准则正是当年布尔什维克红军所鄙视的。从这个逻辑出发,苏俄政权不能将街头流氓视为犯罪,难道这是苏俄对街头流氓迟迟不予根除的真正原因?
 
但从另外一方面说,苏俄政权又不愿意姑息流氓而使社会生活无序。所以,1920年代末,苏俄一些大城市警察组织了骑警对付街头流氓,每周发动两次围剿,逮捕了不少人,但并未刹住他们的气焰,相反,街头流氓的暴行愈加猖狂。
 
奔萨市流氓头子阿尔申被捕后,当局因其罪大恶极,当地法庭经过长达27个小时的审理,最终决定判处其死刑。他死后,奔萨市的街头流氓竟然前来抢尸,还在奔萨市莫斯科大街的百货商场橱窗里陈尸数日。其间,数百流氓走上街头喊口号、袭击路人,大肆打砸抢,抗议政府的处置决定。
 
1930年中期,苏俄政权终于不能忍受街头流氓的暴行,于1935年3月29日颁布了《打击流氓条例》,其中规定流氓犯,最高可判5年有期徒刑。1940年代,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又出台了一些法律文本,如“关于生产中小规模盗窃和流氓行为的刑事责任”等。那时苏俄政权已不再顾及所谓的阶级成分论,对逮捕的暴徒,只要流氓犯罪证据确凿,便立即宣判。除判处5年有期徒刑之外,还规定他们出狱后5年之内不得在苏俄大城市居住,这才逐渐阻止了漫延十余年的苏俄街头流氓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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