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位置:博客 > 孙越 > 苏联性史

苏联性史

 
1991年早春,苏联末期,我去了莫斯科,乘火车在城市之间旅行,发现各个火车站书摊上的畅销书,几乎都是花花绿绿的色情读物。这使我疑窦顿生,忽觉此地不像苏联,倒像西化更早的布达佩斯和布拉格,理由很简单,“性”在苏联出版物中向来讳莫如深,如此铺天盖地的情色刊物滚滚而来,社会说不定是在孕育着风暴,或许动荡与激变在所难免了吧,我当时想。
在苏联,不是能做事的都能说,也非能说的都能做,比如性。苏联意识形态禁忌之一,就是不能在公开出版物上谈性,换句话说,在苏联存在的数十年里,性是国家宣传与政策推广、文艺创作与人民阅读的禁区,但是无论苏联如何否认性,苏联人却是婚照结,孩儿照生,啥都没耽误。 
别以为我说苏联否认性存在是夸张。有个真实的故事,1986年7月17日,苏联列宁格勒市和美国波士顿市举办电视卫星互动节目实况转播,苏方由波兹纳(Владимир Познер)主持,美方是多纳休(Phil Donahue)。多纳休在转播时,向波兹纳提问:“苏联电视节目里有没有性?”这时,现场苏联嘉宾伊万诺娃(Людмила Иванова)站起来抢答说:“我们苏联没有性……”此语即出,大洋两岸嘉宾登时哄堂大笑,伊万诺娃见状赶忙说:“我是说,电视里没有性……”但是关键的后半句话,却被现场观众的笑声和喊叫声淹没了。
伊万诺娃当时的身份是“列宁格勒”(Ленинград)宾馆的管理员兼苏联民间组织“苏联妇女委员会”(Комитет советских женщин)的成员。苏联素来暧昧的性话题,被伊万诺娃半智半痴的半句话所点破,从此,断章取义的“苏联没有性”成为流行语,列宁格勒女人伊万诺娃也成了家喻户晓的 “电视红”。最关键的是,“苏联没有性”这句话,竟成了今天俄罗斯学者研究苏联人民性观念的“唯一历史依据”,说来不免有些滑稽和诡异。
革命前的沙俄,性话语权掌握在东正教教会手上。按照教会的学说,任何不以结婚生子为目的的性关系均为罪孽。沙俄时期的家庭,男人是家长,女人对男人的态度是爱慕、尊敬和顺从,沙皇尼古拉二世颁布的宪法中,就强调家庭女主人对男主人的迎合性与依恋性,而且在那个时代,这些品质不是女人的美德,而是需要承担的责任,女人失责,就要接受惩罚。沙皇宪法还规定子女必须尊敬父亲,否则将受到处罚,且力度很大。
十月革命彻底改变了俄国的家庭观念,布尔什维克政权在1917年12月19-20日颁布了《婚姻法》,这个法律从根本上颠覆了沙俄时代的夫妻关系,男人不再是家庭主宰,女人也在经济上独立,不再从属于丈夫。婚姻的性质也发生了改变,成为完全平等的男女自由组合,登记结婚也好,非法同居也罢,男女的责任是一样的。苏俄女人第一次拥有了自由选择姓氏、居住地和国籍的权力。苏俄政府不再介入民众解除婚姻等问题,男女未婚或者婚外发生性关系,社会也不再追究。
新《婚姻法》促发了苏俄青年的第一次性解放运动,男男女女的苏俄共青团员们群居和滥交的现象一发不可收拾,苏俄革命家、外交家和革命理论家科隆泰(Александра Коллонтай,1872-1952)是苏俄历史上第一位女部长,她不仅对此大加赞赏,甚至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做爱就如喝杯水一样简单”的理论。这更加助长了苏俄青年的性解放运动,难怪有人说,苏俄的性解放运动从其规模和影响力来看,不啻为欧洲20世纪60年代“青年革命”的序曲。
科隆泰的俄式“杯水主义”性解放理论,曾遭到列宁的批判。列宁说,饥渴需要满足,但正常人不应趴在烂泥和水坑里喝脏水,或者成百上千的人用一只杯子。
早在20年代中期,苏联布尔什克党报《真理报》(Правда)就曾展开过性问题的公开讨论,曾有一篇题为《每位共青团员、工农速成学校的学生以及每一位年轻人都可以和有权满足性欲》(Каждый комсомолец, каждый рабфаковец и вообще любой зеленый юнец может и имеет право реализовать свое половое влечение)的文章,被认为是苏联第一次公开讨论和鼓励性自由的檄文。后来《真理报》还发表文章,鼓励苏联女共青团员和工农速成学校的女生尽量取悦选中了她们的男人,否则,他们就是资产阶级的“市侩”,配不上无产阶级大学生的称号。
那时候,布尔什维克鼓励性开放的理念,主要是在都市知识分子和工人中间传播,因为苏联乡村还相对封闭,大多数村镇仍旧保持着东正教教会给他们灌输的性观念。30年代,苏联进入工业化建设时期,数百万农民涌入城镇,也将传统的家庭、婚姻和性习俗带入城市,与此同时,在全国农村推行的集体化运动使苏联城市刚刚开放的性观念趋于保守。虽然这两个结果使苏联性解放势头放缓,但相对当时保守的欧洲诸国来说,苏联性解放依旧领先。
40年代初期,苏德爆发战争,刀兵血火极大地改变了苏联男女比例,因为超量的苏联男性战死沙场,所以千千万万家庭的男性缺位,又使得苏联男人所丧失的革命前的特殊地位有所回归。但是,苏联男人好梦不长,其特殊地位便风光不再。主要原因是政府提倡男女平等、同工同酬等,国家还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单身母亲的优惠政策,如免费的幼儿园和学校等,这使得男性不再具有绝对经济优势,两性差异逐渐缩小。50年代,由于苏联国家政策的稳定,男女关系趋于正常,尽管男女比例差异大且无法弥补,但是苏联建政初期的性解放趋势已被控制,保守主义是这个时期的明显特征。
俄罗斯托姆斯克市的退休女工马利亚回忆道,苏联40-50年代的青年人之间不谈性,甚至连暗示的话都不说。家有女孩儿的母亲们对她们看管严厉,年轻人结婚后,新婚之夜床单上的处女血翌日一定要向婆婆展示——人们那时特别重视贞洁。马利亚是1950年结的婚,丈夫是驻德国苏军军官。她姥姥一听马利亚男友是从外国回来的,就逼着马利亚向他要体检证明,因为马利亚姥姥听说,很多苏军官兵驻外期间生活放纵,染上了性病。可是马利亚怎么都不好意思跟男友开口索要证明。马利亚说,苏联女孩别说婚前跟男人上床,就是亲嘴都难为情。
出生在列宁格勒的工程师瓦列里,也是50年代结的婚,他说当时苏联的处女情结很重,他在新婚之夜发现妻子不是处女,而且她竟连一句解释的话都没有,这使瓦列里深受伤害,他多年后因为处女情结与妻子离异。
60至70年代,西方国家性解放勃兴,主要表现在初次性行为年龄降低、对婚前性行为容忍度提升和人们普遍对色情话题兴趣浓厚等几个方面。苏联著名社会学家和性学家孔(Игорь Кон)认为,西方性解放泛滥之际,苏联正好处于勃列日涅夫(Леонид Брежнев)治下的保守与停滞时期,所以才产生了伊万诺娃那句震撼世界的名言:“我们苏联没有性……”这到是符合逻辑的事情。孔还认为,苏联政权20年代曾号召国民丢掉廉耻,解放个性,但进入70-80年代后却又呼唤回归传统,即对性爱的讳莫如深,说明社会内部充满了深刻的矛盾与对立。
莫斯科退休老人奥列格说,谁说苏联不谈性?首先,那个时代国家层面确实闭口不谈性;但人们在私下里却说得热火朝天,他年轻时就曾背着父母,通过偷看地下出版物《爱经》(Kama Sutra)了解性爱知识。后来,奥列格去南斯拉夫旅游,那时南斯拉夫在东欧属于较为西化的国家,导游带着他们一行数人去看色情片,奥列格认为,色情影片弥补了他匮乏的性知识。
80年代末期,苏联性爱开始公开泛滥。莫斯科退休心理学家安娜回忆说,80年代初,虽然绝大多数人对性的概念模糊,但莫斯科的空气中已经开始弥漫性爱的味道,那时候,莫斯科国家百货商场的滚梯上、地铁的通道里、高尔基公园的长椅上、红场四周的草坪上经常可以见到一对对相拥长吻的情侣。那时,莫斯科住房普遍紧张,很多情侣没有单独的幽会场所,他们就跑到公共场所约会和做爱:剧场和影院的后排、飞机上、火车上,甚至长途公交车上。那时候,情侣无所顾忌,路人习以为常,因为几十年来,苏联没有性爱和隐私的概念,所以,人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对这些事可以泰然处之。
著名电影导演托多罗夫斯基(Пётр Тодоровский)80年代拍摄了苏联第一部描写妓女生活的电影《国际女郎》(Интердевочка),片中展现了美元、爵士乐、性与青年的迷惘,影片将西方生活方式对苏联青年的诱惑,以及社会动荡与个人前途的困惑描写得淋漓尽致。电影导演比丘尔(Василий Пичул)拍摄了备受争议的影片《小薇拉》(Маленькая Вера),他想通过“演绎与情色有关的故事,塑造了全新苏联女性形象”。有人说,这两部电影颠覆了“苏联没有性”的寓言,也突破了性禁区的藩篱。
90年代,苏联终于迎来了“性爆炸”时代。随着技术的发展,地下色情读物印刷所遍布全国,黑市黄色录像带也在民间大肆流传,明里暗里的性交易比比皆是,难怪俄罗斯大主教吉洪曾说,性泛滥,摧毁了苏联。
 
 
 
推荐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