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1917年，苏俄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不少性解放组织，如“反家庭团体”、“反婚姻协会”和“反处男处女组织”等，这些组织的主要成员都是年轻人，主要是苏俄共青团组织成员。这些组织出现的原因，是那时苏俄共青团各级组织为青年们所制定的基本任务决定的，那时苏俄早期共青团，并非要为未来的国家建设培养人才，而是要解放青年思想，瓦解旧有婚恋习俗，彻底消灭沙皇君专制下以东正教思想为核心的道德体系。

那时，不少年轻人认为，沙俄时期人们对性的审慎态度是一种偏见，应从思想深处剔除，于是他们才将共青团组织的基本纲领，设定为宣扬性爱自由。俄罗斯研究学者认为，那时年轻人在追求性爱自由的幌子下，张扬的是性解放，他们试图推翻已经在俄国延续了900年的性爱婚姻体系，纠正旧社会对男女关系的偏见，以革命思想重新解读性爱。苏俄作家旗手高尔基（Максим Горький）说，那时苏俄社会底层尽显“滥情无度和嗜血狂欢”。他所说的社会底层，主要是指活动在贫民区的流氓地痞和犯罪分子，这些人在革命初期一度执掌地方政权，竭力张扬苏俄社会底层的性爱本能，于是，苏俄社会一时间呈现出情色猖獗和滥交遍地的状态，学者认为，这不仅使苏俄百姓对革命之后的道德状态产生了厌恶感，而且还对沙俄时代有所留恋，毕竟那时的俄国社会鄙视“淫荡的生活方式”。

上边说过，革命后的苏俄性解放的主要鼓吹者都是共青团员，具体说来，主要是年轻的工人阶层，那时他们在苏俄被称作“在革命的大熔炉里锻造”的未来干部。他们那时对女人的态度很极端，对她们使用语言暴力和肢体暴力是家常便饭。他们不仅崇尚暴力，而且还鼓吹性解放，根据苏联解密的资料显示，苏维埃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共青团组织，就多次在团会上讲述性解放与革命性之间的关系，鼓励广大团员投身性革命。苏维埃政权也派遣宣讲团深入全国厂矿乡村，宣讲性解放是未来新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时苏俄流行一种全新的理论，试图将女性列为“国有资产开发使用”，这样有利于“先进和理想的无产者和共产主义者”。

20-30年代，随着苏俄鼓吹性解放不断深入，性犯罪在苏联开始蔓延，仅在1926年，苏联莫斯科法院便受理了547宗强奸案。此后莫斯科强奸案的数量持续攀升：1927年726宗，1928年849宗。档案分析显示，苏联其他城市类似案件也有增无减。那个时期的典型案件，就是列宁格勒女工别列亚科娃轮奸案。根据2006年俄罗斯联邦出版的《事实与论据》报道，1926年冬季，列宁格勒一家工厂的女工别列亚科娃被40名歹徒轮奸，其中包括共青团员和联共（布）候补党员。他们后来悉数被捕，开庭时聆讯时，被告竟然引用《共青团真理报》（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上的话为其罪行开脱，说：“女人不是人，而是雌性动物。”1926年12月18日，该报社论还写道：“女人就是人尽可夫的娼妓，她们活着的意义仅限于两性关系。” 《共青团真理报》在获悉别列亚科娃轮奸案发生后，竟厚颜无耻地说，这个案子并不说明什么，它只是我国司空见惯的一个小事。

不过苏联对别列亚科娃轮奸案的处理相对严厉，从严从重判决，轮奸犯中6人被执行枪决，其他人也判了重刑，坐牢的时间都超过5年，究其原因，从严处理并不是为了维护法律和保护妇女利益，而是因为这个案件在社会影响较大， “影响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 。

由于苏联政府无法效遏制“性解放”所引发的社会犯罪，所以没过多久，1927年在列宁格勒市的彼得洛巴甫洛夫斯克城堡附近的浴场，便又发生了犯罪：波罗的海工厂技工学校的学生就苏联实现共产主义的时间表产生争论，动起手来，三名女生在打斗中惨遭强奸，其中一人被强奸致死。被捕的嫌犯主犯名叫索洛夫佐夫（Федор Соловцов），根据档案，此人是波罗的海工厂技校的共青团积极分子，他曾先后强迫八名女共青团员与其姘居，开始均遭她们的反对，但是他利用其在共青团内的影响力，以开出团籍、不给学校宿舍和公开个人隐私为名强迫她们就范，当然，他也承诺给她们一定的好处。索洛夫佐夫在法庭上承认，他给其中一位女孩的好处，就是一双当时苏联市场上很紧俏的进口丝袜。

产生于苏联文化基础上的“性解放”延续了整整一百年，直到20世纪末才逐渐衰落，但其余孽未尽，流毒仍在，也是促成后来苏联陷落和解体的原因之一。

我曾经读过一些介绍苏俄时期性犯罪的专著，这个时期的犯罪实际上与革命之后苏俄意识形态重构有直接关系。苏俄历史记载，革命之后发生了“无产阶级性革命”，在一些苏俄档案中，这场革命又被称作“爱情解放运动”。

1917年12月下旬，列宁签署了《论非法律婚姻，论儿童》和《论废除婚姻》等重要法律，给予俄罗斯妇女在婚姻和生育方面更大的自主权，如婚后可保留婚前姓氏以及自主决定堕胎。当时，连西方妇女都不具备这些权利。

苏俄最早的革命家、国务活动家兼外交官，列宁领导的第一届苏维埃政府成员，苏联第一位女部长科尔隆泰（Александра Коллонтай）曾是“爱情解放运动”的鼓吹者，她写过一篇小说《三代人的爱情》（Любовь трех поколений），故事的主人公热尼亚与母亲有一段对话，点出了当时苏俄“爱情解放运动”的实质，热尼亚说：“男人不过是喜欢我而已，我也喜欢他们。一切就这么简单。完事之后也无需负任何责任。妈妈，我不明白你担心什么？要是我被卖掉或者被强奸，那就是问题，可这是我自觉自愿的啊。趁着我们彼此喜欢就赶紧在一起，激情过去了再说。没有任何损失啊。”小说的结尾是，热尼亚怀孕了，但是她不知道孩子是她继父的，还是邻家小伙子的，于是，她心情平静地去做了流产。

小说主人公热尼亚有性无爱，她每时每刻都在思考革命斗争，根本没有时间恋爱。但热尼亚也有恐惧和担心，就是怕得性病。所以，她每次在性伙伴进入她身体之前，都很郑重地问一句：“同志，您有性病吗？” 热尼亚说，她也有爱，但她爱的是革命领袖，他私下对妈妈说：“我对革命领袖的爱超越了其他和我睡觉的男人。”

小说主人公热尼亚的观点在苏俄早期甚为流行，我们甚至可以在著名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Как закалялась сталь）中发现类似的例证。夜校生拉兹瓦里新缠着贵族女子学校的小女生博列维赫说：“你要是个有觉悟的人，就应该首先满足我的需求，然后再睡觉，爱睡多就久睡多久。”长篇小说《审判少先队员》（Суд над пионером）里面说得更加直接：“就让企业主的乖孩子们去谈恋爱和写诗去吧。我们有旺盛和正常的性需求，我们不需要去找妓女满足需求，因为我们有的是女同志。我们宁愿做流氓，也不空谈爱。”

俄罗斯当代历史学博士日瓦尼亚（Дмитрий ЖВАНИЯ）认为，从理论上说，苏俄早期 “爱情解放运动”的兴起，缘于当时流行的两种思潮，其一是杯水主义，不讲爱情，只追求肉体满足，犹如喝水止渴。其二，是带翅爱神爱洛斯思潮，它否认爱情具有特殊性，批评从集体中选择配偶。1922年，苏维埃青年受这两种风潮的影响而参与“爱情解放运动”，一些青年组织的条款竟然规定女团员和工农速成中学女生，要全心全意满足男性团员和男学生的性欲，因而遭到女性抵制，她们说，尽管科尔隆泰是“爱情解放运动”的鼓吹者，但她仍鼓吹 “女人应自主选择男性配偶。”科尔隆泰在苏俄政坛和文坛享有很高地位，为苏维埃女性所追捧。女团员和工农速成中学女还说，假如男人强迫与她们发生性关系，她们将宣布退出青年组织。

1925年3月21日出版的苏共中央党报《真理报》刊登了苏联著名党务活动家和理论家斯米多维奇（Пётр Смидович）的文章，史上将此文称为苏维埃女性奉献条款的最终诠释，强势地表达了对苏维埃共青团团章“奉献条款”的支持。斯米多维奇说，每位共青团员都有权满足男人的性欲，节制性欲是资产阶级思想。男人若追求女团员、中学生和工厂女工，她们不得拒绝，否则就是资产阶级女人。苏维埃青年在读完这篇文章后更加确信，男性向任何女性提出满足肉体需求是天经地义之事，于是问题来了——苏维埃历经肉体狂欢之后，全国都到处欠下孽债累累，那些“自由爱情”的结晶或被遗弃，或因缺乏生活基本保障而病亡，性自由演变为苏维埃国家之殇。

苏联著名时政作家索洛涅维奇（Иван Солоневич）对“爱情解放运动”进行过深刻的分析，他认为这个运动造成了罪孽和恶果，大量无家可归的孩子流落街头，生活在极为恶劣的环境中，他们既感受不到母爱的温暖，也享受不到家庭幸福，长大之后大多内心冷酷和崇尚暴力。索洛涅维奇还充分肯定女团员和工农速成中学女生，为拒绝沦为“苏维埃性试验品”所做的反抗。他认为，当时她们的反抗对后来苏联道德整体回归传统，有很重要的意义。

但是托洛茨基直到30年代被驱逐出苏联之后，还对索洛涅维奇的文章耿耿于怀，说他想让苏联重返资产积极意识形态。托洛茨基还说，苏维埃政权枪毙俄国末代沙皇全家的意义之一，就在于展示消灭传统婚姻和家庭制度的决心，可惜苏维埃的这个目的没有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