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位置:博客 > 孙越 > 我们为啥是灵魂荒蛮的野人

我们为啥是灵魂荒蛮的野人

 
苏联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Светлана Алексиевич)曾于1989年5月访问北京,我清晰地记得她的样子:短发,清瘦,个子不高,目光如炬。1983年,她的第二本书《战争的面貌不是女性的》(У войны не женское лицо)出版,就在那年,她被吸纳为苏联作家协会会员,得到了苏联文坛的认可。阿列克谢耶维奇1989年访问北京时,正值她的《锌皮娃娃兵》(Цинковые мальчики)出版,她那时在国内属于横空出世的新锐作家,所以入选苏联作家访华团也非偶然。
苏联解体后,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逐渐受到世界瞩目,她的作品也开始频频获奖。1998年,她获得莱比锡图书奖(Leipziger Buchpreis zur Europäischen Verständigung);2001年她荣膺雷马克奖;2014年,她因小说《二手时代》(Время секонд хэнд)获大书奖、获得库尔特•图霍夫斯基奖(Kurt Tucholsky)、俄罗斯独立文学奖“凯旋奖”(Триумф)、东南欧科学和文学艺术大奖赫尔德奖(Herder Prize);2013年,阿列克谢耶维获得德国图书销售国际大奖以及白俄罗斯2013年度品牌金奖,2015年或的诺贝尔文学奖。
阿列克谢耶维的非虚构主义文学作品,我国在过去的30多年里几乎出版了她的全部作品。2016年8月,阿列克谢耶维再度来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和单向空间书店与作家和读者见面,我有幸出任现场翻译。一年之后,我又将她1997年创作的《切尔诺贝利的祭祷》(Чернобыльская молитва)翻译成中文,2017年6月,我如约前往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为阿列克谢耶维做专访。
6月4日上午,我们车停在她家楼下。这是一座苏联70-80年代的普通居民楼,一楼单元进口处的扶手栏杆刚刚油漆,深咖啡色,味道犹浓,令我想到我北京所住的小区单元栏杆扶手。她走出来迎接我,浅绿色的小风衣,大色块的围巾,厚厚的毛衣,明斯克的夏天和圣彼得堡有点像,凉飕飕的。我们拥抱,她望着我,目光如炬,寒暄之后,她问道:“我那本书翻译结束了?”我含笑点头,于是她满意地说:“我就说嘛,书在自己人手里就是不一样!”
我准备的问题很多,于是,我便开门见山地问她:
 
我:我翻译了您的小说《切尔诺贝利的祭祷》,发现您表面上写核灾难,实际上故事是围绕人的生死与尊严展开,为什么?你目前的写作,依旧围绕这个主题吗?
 
阿列克谢耶维说,是的,在苏联时代,生死与人的尊严是一个巨大的疑虑,我们久久不能破题。我给你讲个故事。我在创作《切尔诺贝利的祭祷》的时候,曾深入灾区采访当地一位负责清理工作的军官,就在我们采访的时候,一位女人来给我们送食品,我发现她的双手长满烂疮,样子很恐怖。军官见我诧异就说,我们基地的洗衣机坏了,就让当地的女人用手洗涤。我说,难道你没有告诉她们,你们的工作服都是遭受放射性污染的?她手上的烂疮应该是辐射病吧?她会不会死?那位军官听罢我一连串的追问,竟用极度不解的眼神看了我很久——他哪里懂得生死与人的尊严?我想在这世界很多角落,如此不顾人的生死,践踏人类尊严的事情应该不在少数吧。
我在车臣采访时,一位遭遇严重烧伤的俄军士兵流着泪对我说:“我不明白我为什么来参战,又为什么而死,难道说是为了俄罗斯寡头获得更多的高加索石油吗?”这句话是“二手时代”人们心灵的呐喊。我接下来正在写的书,一本描写爱情,另一本讲述老年。总体上说,这两本书会写得哲学性较强,比较形而上。我之所以写这两个主题,是因为这两个主题在当代文学创作中既迫切,又探讨不足,因此我决定写作。
 
我:苏联解体已经25年多了,你自己如何应对“二手时代”?
 
阿列克谢耶维回答说,苏联刚解体的时候,我们都曾满怀希望,当时我觉得连空气都变了,但那种欢欣鼓舞很快就消失了,也许,那只是文化层面东西,苏联百姓日常生活的本质没有改变。我作为曾经的苏联人,解体之后突然被抛到了“二手时代”还有很多不适应。首先,我觉得,我们的内心世界在苏联时代已被彻底摧毁,重建精神世界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对在苏联时代我的所做的一切,我不想为自己辩解,我只想说我在“二手时代”的做人原则,就是继续前行,守住自己做人的底线。 德国作家阿伦特(Hannah Arendt)说,魔鬼之恶循环往复,所以我们在今天还要向历史讨教,只有警惕再警惕,我们才会清楚应该如何度过二手时代。其次,“二手时代”缺乏生活的新意。从某种意义上讲,它甚至变得比20世纪30年代的法西斯时代还糟糕。你有时间可以读一下贡茨的《纳粹的良心》,书中所描绘的20世纪30年代的人特征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他们是那个时代的象征,他们具有丰富的思想,不甘于做大机器上的一个齿轮,希望有更多奉献,社会也赋予他们全新的生活意义。可是我觉得我们的“二手时代”远不及那个时代,它都给不了我们生命任何意义。
 
我:你怎么看待人类罪恶的根源?
 
此刻的阿列克谢耶维望着远方,悠悠地说,我在《二手时代》里讲过一个告密的故事,说一个长发飘逸的美丽女人奥丽雅告发了她兄弟,最后兄弟惨死集中营。苏联改革以后,奥丽雅的情人知道这件事后,精神几近崩溃,而奥丽雅却不以为然,她对他说,告密算什么,在苏联人要想得活好,就得六亲不认,作恶很正常。换句话说,苏联时代的‘红色人类’哪一个是干净的,那时全民都作恶。这就是人类作恶的根源。”
 
我:您的意思是,那个时代应该忏悔的不仅仅是斯大林和贝利亚,还有千千万万像美丽女人奥丽雅一样的普通百姓? 
 
阿列克谢耶维坚决地说,对那个时代的罪恶,所有人都负有责任。苏联时代的悲剧是全民对罪恶妥协的结果。也许再过多少年,我们才会意识到妥协是罪恶,也许未来很多人依旧不承认这一点,想方设法为自己开脱,像行尸走肉一样活着。结果是什么呢?那就是,历史上我们经受过的恐惧,今天仍会折磨着我们。二手时代的我们对物欲病态的追求,使我们灵魂受到的折磨远甚于斯大林时代集中营的苦役。苏联已经不存在,但苏联的价值观还在,苏联的“红色人类”还在,他们是苏联超级实验室培养出来的 “红色试验品”,是亿万个被剥夺了人道主义思想的“野兽”,他们早在那个时代就踏上“背叛”和“出卖”的不归路。我们今天若不忏悔,认识不到罪恶,又如何救赎?如不能求得救赎,告别苏联,前途又何在?
 
我:您经历了苏联解体,现在的体制是不是人民最想要的?您怎么看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欧洲的侨居生活给您的写作带来什么?
 
阿列克谢耶维说,我将今天称之为后苏联时代,我想,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首先,我们都是野蛮和丑陋的90年代的牺牲品。为什么这么说?你知道,苏联人民曾生活在铁幕里,他们没有见过真实的世界,他们如饥似渴地想看到它,因为他们的物质曾经极大地不满足,他们想要吃好穿好,他们也渴望西方鼓吹的自由平等。但是不幸的是,苏联解体后,我们的知识分子被滚滚而来的物欲所吞噬,他们轻易地放弃了精神世界最宝贵的东西——苏联文化的精髓,这很令人心痛。
我一直认为,称前苏联国家是转型期国家这个概念不准确,从广义上说,全世界都在转型。我在意大利认识了一些文艺界朋友,他们并不富有,仅温饱有余,但他们津津有味地跟我谈论着塔尔科夫斯基(Андрей Тарковский)和索古洛夫(Александр Сокуров)的电影美学及苏联文学。我感觉,欧洲大多数知识分子纯粹而不世故,就像未遭受过污染的大自然。我在欧洲还参加了他们组织的“赤脚游行”,声援救助难民,这是作家的良心所在。我们和欧洲的数百名作家、艺术家一起走上街头,脱掉鞋子,赤足行走,感觉心灵很震撼。欧洲人的思想和行为经常使我感到震撼,相形之下,我总觉得我们自己还是野蛮人,我们经常呼唤文明,而灵魂却始终一片荒蛮。
 
我:您觉得在这样的乱世,作家到底能还能为人类做些什么?
 
阿列克谢耶维有些无奈地笑笑说,尽管我相信文字可以改变世界,但是也许最终我什么也改变不了。我们的生命中有太多的恐惧、暴力和邪恶,它有时来得猝不及防,让我们无力抵御。未来是年轻人的时代,是他们与恐惧、暴力和邪恶斗争的时代。尽管我是一个挫败感很重的人,不能回答时代所以出的所有问题,比如说,我虽然已经写完了“红色系列”的最后一本书,但是我还是不能回答民族和国家痛苦上千年,历经流血和牺牲,仍换不来人民那梦寐以求的自由。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各民族人民都曾因战乱饱受痛苦,这样的悲剧未来还会延续。所以,作为作家,我只想用那句话与您共勉:“亲爱的孙越,让我们相信,文字能拯救世界,尽管这往往困难重重。”
 
推荐 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