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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的王小波

身在辽远的莫斯科,也听见这里的中国知识青年,说起已经作古的小说家王小波。往事如烟,在这里,在八千公里之外,他的名字虽然已经不再象在北京那么耳熟能详,可是好象有人故意要钩起我的记忆:前一阵,不少人都问我关于王小波的故事,我一位上海朋友从圣比得堡来,问我:“你读过《黄金时代》吗?这个人特别逗吧?我们都快要乐死了!”还有一位是沃龙涅什国立大学文学系的陕西女孩,一到莫斯科就给我来了一个电话,弄得我哑口无言:“你说,王小波最近还写新书吗?我们那儿的中国留学生都在读他的书。你知道他的近况吗?”我觉得,不能怪罪这位文学青年,因为在网络还不是特别发达,资讯流通经常受阻的俄国,所有的信息就是比国内要慢,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慢,它可以慢到一回国就觉得自己像个傻子,因此说傻可以理解和原谅。但是,毕竟是信息时代了,至少大家都在选择自己要读的书,并在思考。 
王小波身后,出来讲话或者写文章人已经很多了。把崭露头角的人铸成一尊神像的现象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再所难免,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排场而热烈的活动和溢美之辞的堆砌,会令王小波和大家在心理上产生疏远感。因为,他的可爱之处,就在于,他是大家的王小波,又是一个普通的王小波。 
 
初见王小波 
 
我原来住在北京海淀的大学区,认识当地一批摆书摊儿的。他们说话糙,因为文化低,可是这帮人做买卖特会闻味儿,就拿我认识的这个摆书摊儿的来说,就极有市场眼光。那年夏秋之交,我已经记不清了,他把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从摊位下面的纸盒子里拿给我说:“我瞧完了,最后一本儿,拿走吧,写得真牛。” 
我看完了,觉得摆书摊儿的说的没错。职业习惯告诉我这个叫王小波的文字很有功力,我当时所在的杂志正缺一个擅长杂文和小品文作者,正四处托人寻访。我心里兜不住事儿,逮着一个能说上话的就叨咕两句王小波。我有一个朋友,叫张动,是京城有名的记者,整天抱着照相机在全国顶风冒雨拍名人。我跟他一说《黄金时代》,再一提作者王小波,他说:“哎呦,这人不会是我中学同学吧?”我赶紧把那本《黄金时代》拿书给他看。 
第二天,他大清早就给我来电话,声音特亢奋:“哥们,就是他,我们班的,整个一个书虫,连里边写的线条,是我们班的一个比较有姿色的女生,连外号都是我们班人给起的,哈哈,王小波他真能想象,其实他跟那女孩儿什么事儿也没有!” 
张动把王小波约出来给我认识的细节,我已经记不得了,我只记得我和张动是在西单的鸿宾楼请王小波吃饭。那年月,鸿宾楼是北京一流的饭馆,文化人都说,那是郭沫若经常光顾的地方。记得是一九九六年六月份的一天中午,大约十二点前后,那天刚下完雨,我和张动比较早地来到西单十字路口的东南角等王小波,不一会,张动捅捅我说:“嗳,他来啦。”我远远望去,有个个子挺高的穿了一件花衬衫和大裤衩男人,从民族宫方向淌着水过了马路,朝我们这边走了过来。他就是王小波,张动说。 
王小波走到近前,张介绍我们认识,王小波也不喜形于色,很矜持地握手,礼貌地讲话。他个子很高,头发很乱,嘴大唇厚,颜色深。特别是,他脚上灰色的人造革凉鞋给我印象很深,又脏又湿,脚趾又粗又大。 
落座之后,气氛活跃一些了,王小波讲话也多了些,他说起有趣的事,特别是他和张动共同青春时代,还有那年月的点滴趣事,会发出轻轻的笑声,正如他讲话的时候如蜻蜓点水,声音小的几乎是在呢喃细语,那种情况与他一米八几的身高,在气势上完全不相匹配。 
用餐期间,我们聊的几乎全是《黄金时代》出版的事儿。王小波说,记得华夏出版社出书的时候还有一番磨难(比起王小波病故之后,花城出版社大张旗鼓地高调出书的时候要难多了)。王小波告诉我们,他的书是责编全力推荐,到了二审也是绿灯,就是最后一道关口有麻烦。后来,趁主编还是社长出差在外的空挡,副主编一签字就发了,书一出就火了,一火就惹事了,一惹事出版社就倒霉了。不过书毕竟还是出来了,而且普遍看好。说到此,他的脸上满是得意之色。 
餐后,我们来到马路上,刚下完雨,到处都是水洼,王小波的脚又踩到水里,我又注意到了他脚上穿的那灰色凉鞋和装在里面的大脚趾。我嘱咐张动给王小波拍几张照片,因为刚才吃饭的时候,他已经答应给我的杂志写稿子,而我的刊物是要把文章和发作者照片同时发表的。于是,张动开始发挥自己的专长,把王小波按在西单路口一家单位或是公司的灰墙上,大拍特拍,我在一边直喊别拍到王小波的裤衩子,那时还没有数码相机,张动用的是不错的一款尼康胶片机,就是有自动对焦镜头的那种,那天一下子拍了三十多张照片,后来照片洗出来,有一张我记得特别清楚,照片里的身穿花衬衫的王小波,脑袋旁边有一个挺大的门牌号码,我老觉得这个号码有某种意义,似乎在预示什么——不过,不知为什么,我在杂志上发的那张没有门牌号码。 
 
王小波“放毒” 
 
王小波后来开始给我的杂志供稿,那个时候,他一般不管写文章叫写稿而叫“放毒”—刻意染成1957年或者1966年的颜色,当然这样说是因为我们后来比较熟悉了,说话也就比较随便了。其实他在很多杂志和报纸上四处“放毒”,并不是只在我一家。但是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在我那儿放毒比较随便和自如,让他觉得自由。后来他给我写的《樱桃红》等一系列“毒草”就是在那样的气氛和环境中“炮制出笼”的。他之所以愿意给我写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刊物从不拖欠稿费。 
那时候电子邮件不发达,王小波就把文稿拷在磁盘里,或托人带来或邮寄给我。但是,他只要一有空就自己亲来编辑部送给我,想想,还是他自己来的时候居多。那时,我们俩就坐在编辑部北屋的会客室聊一会,他会一边抽着烟,一边轻轻地跟我聊天,这样的时光总是悠悠的,我们像在思想的秋千上荡漾,很惬意。 
王小波的稿子也并不是总令人满意。又一次,他给我写了一篇杂文,我忘了是什么题目。不到两千字的文章居然出现了几十处“狗屎”字样。主编跟我跳脚,急赤白脸:“你从哪弄来这么一篇臭烘烘的东西?”我只好硬着头皮说,“狗屎”是文章的创意需要,既然是创意,就可以商榷。回过头来,我赶紧就给王小波打电话,问他能修改吗?他回答挺爽快的,就做了字句上的调整。还有一件事,我也记忆忧新。有一回,王小波给我写了一篇文章,主题好像是讲演员表演何必真体验,最后竟然写到了麦当娜分娩的事情,还有大量妇产科临床细节的文字。他把稿子发给我的时候,我就觉非得删改不可,否则采用的可能性不大,通篇看过,造句谴词和所写情节有大过之处。 
没容我多想,王小波的妻子李银河就追过来一个电话,她说,你可千万别发啊,我这儿直说他瞎写,这样的稿子哪能发呀。最终,这篇稿子没有在我刊发表。但是,我还是有心抢救它,觉得反正这篇稿子既然已经写出来,就投到别处试试吧,于是,我就寄给一家周末报纸。几天以后,周末报的主编给我打电话,他轻轻地说:“给我这篇稿子,你啥意思啊?想毁我你就直说行吗?” 
记得是一九九六年的春天,我在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做电影互动节目的策划人,我约王小波上节目,他欣然而来。我们在北京广播学院棚里实拍之前,导演要求我找一对儿电影人,他们必须结构一场唇枪舌剑的对话,淋漓尽致地表现电影观念上的冲突。最后我选择了王小波和一个当时颇有名气的导演对阵。 
 
现场一喊开拍,王小波就特认真地谈起在美国看电影的故事,他说,他在美国看了上千部片子,最认可的只有伍迪.艾伦的作品。说到中国电影的,他几乎嗤之以鼻,他对中国电影的评论特别不屑。于是,他就和那位电影导演真的顶起牛来:王小波眼睛也不看他,自说自话好莱坞,就跟在一个什么学术研讨会上发言似的,后来,他还提了好几个问题把那个给导演噎得够戗,最后都插不上嘴了,干脆不说话了,弄得全场特尴尬,节目也无法正常拍摄了。 
电视台的导演赶紧把我叫到后台,问我那人是谁,我说王小波,他说,没听说过。导演跟我说,下次换个有名的人来,这类无名鼠辈就是爱故弄玄虚地出风头!我很真诚地对导演说,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有名啊,他冲我喊道:“名人不这么说话!”就悻悻而去。事后很久,那位被王小波噎过的导演还满处打听:“那天跟我对阵的人是谁呀?” 
我还介绍王小波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过一档文化访谈节目,他风格依旧,妙语连珠。然而,主持人也不买账,事后埋怨我说,你介绍的王小波在我们节目里讲话“阴阳怪气”。 
 
王小波生活简单不讲究 
 
不久,王小波就告诉我说他在给导演张元写电影剧本,是他一直热衷表现的同性恋题材。就是后来在海外得奖的影片《东宫,西宫》。不过客观讲,依我看,这部电影拍得还是比较粗糙,无论从故事的构架还是人物对白上看都比较简陋且程式化。很难说作为编剧的王小波该不该回避剧本写作的整体水准问题(据说在拍摄方面,还有可以谅解的制作经费紧张等问题)。 
看完这部片子后,我经常想,如果当时这部影片拍出来,并且也在王小波的评价之列,不知他该如何发言。后来,我把这部片子的影碟带到莫斯科,华人知识界看了之后反映也比较平淡。说到这儿,我想起了我和王小波的一个故事,一九九六年下半年,北京影视界剧本匮乏,企业有钱,斥巨资找人写本子。记得,大概是当年年底年底或是一九九七年初,当时剧本在北京市面价格最高到了每集人民币两万元,连初出茅庐的写手的稿费,每集也有八千元元之巨。我认识的一个影视投资商要找人写电视剧本,题材极度无聊,是描写郊区女工为支持城里供应大白菜而忘我劳动的故事,我给王小波打了电话:“你想跟投资商谈谈吗?”王小波同意,但是有个一个条件:只能用笔名写,并且叮嘱了我好几次。当然,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桩买卖没有谈下去。 
不过,我记得,那天从北京电影制片厂出来,王小波突然问我:“你说我有点闲钱,是买车还是买房?”记得我们当时议论了很久买车的事情,王小波问得很仔细,因为他好像要在轻骑摩托车和北京212系列吉普车之间做选择。但是后来我听说,他即没有买轻骑摩托也没有买212吉普。至于他后来病故顺义的那幢房子,是不是那次我们见面之后做的决定,我不得而知。 
整体上看,王小波的生活简单,不讲究。我有一回应邀到他北洼路的家做客,他正开洗衣机,挽着裤腿,穿一双拖鞋,摆在门厅的洗衣机(似乎是特简单的那种)轰隆隆地转,下水管子伸进厕所,水哗啦啦地流。他家南屋会客,进门左手是一书柜,柜下一条沙发,接着是放着数台电脑的写字台(一部是袖珍笔记本式的,一部老款台式的);右手是一排书柜,还有彩电和录像机什么的,都是那种最简单的款式。 
他给我沏了一杯茶,用的是一搪瓷缸子,就跟文化大革命时候我们工宣队师傅使的茶缸差不多,茶缸里免面一圈黑乎乎的茶碱,我觉得他真的没拿我当外人,抽烟一般是美国骆驼,跟别人分享也不怎么在乎。说到这些的时候,我常常想起王小波不讲究的衣着以及我们共同的光荣的七十年代。还有我们在一起时的话题:谁谁又出了什么书,又在放什么“毒”。当然有的时候是宋明理学和罗素。他讲话时的轻柔和时常释放出来的浅浅的笑声,确实无论如何让人觉得和他一米八多的身材不匹配。但,这的确就是他。 
那年春天,还是早春的时候,因为北京发生了轰动一时的抢劫银行大案,我因为要采访主犯的情人跑到延庆女子监狱,回来的时候写稿子时候,给王小波打电话,跟他讨论了一个情与法的问题。他跟我聊了一会儿,说:“我给你一个电话,你去找个人,他可以帮你,因为他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你千万别说是我介绍你来的。”我当时因为忙于稿子,也就没有多问个中原因。 
一九九七年春天,我和王小波最后一次通话一周之后,王小波突然病逝,他离去的方式,竟然与我的好友,俄罗斯诗人、俄罗斯笔会秘书长特卡琴科的溘然逝别无二致——孤独地、甚至是隔绝地死去,死在自己的书桌前。我最后与他告别的地点在八宝山灵堂。王小波躺在那里,人造革拖鞋、稿件磁盘和骆驼香烟都没有了,我怅然若失——从相识到变成永恒的时间实在短暂,一切来得太快,走得匆匆,我还没有缓过神来。事后很久,转念一想,天尊既然召唤他,他就是幸福的,因为天国没有审查令,他可以尽情放毒了。 
 
2000年11月于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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