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幸运地赶上了文化回归年代。七十年代末，中苏关系尚未解冻，中美关系却提前开化。我妈几乎放弃了俄语，除了在办公室对付俄文资料，回家就抱着半导体收音机学英文。我高中毕业后，缺教师，学校呼吁应届毕业生留校支教。我环顾左右，虽响应者寡矣，但我做了独行者。我不仅留了校，还申请做英语老师，教初中英语。我妈说，连尼克松都来了，学英语肯定有前途。我英文很臭，没信心，但我妈说，这没关系，教学相长，你若想教好，就得学好，学好了不仅能教，还可以考大学。你若真的考上大学，就能改变命运。“喷毒水班主任”还在我们学校教书。她见到我很尴尬地笑，但我感觉她笑里已不再藏刀，便也开始对她笑，但我们已无话可说。鲁迅的《题三义塔》说得好：“相逢一笑泯恩仇”。七八年和七九年，国内学英语盛行，与之相匹，西方文学翻译盛行，欧美小说阅读大潮哗地一声就来了：原版的，中译的，古典的和现代的作品呼呼地出版。我的阅读壁垒瞬间轰溃，开始饥不择食地读书，感觉阅读世界刹那间变成一马平川，那种长驱直入的快乐充溢心间。我妈虽不再干涉我读书，但是还是会关注，但那箱子俄文原版书却被她偷偷处理了。我不解，为何禁忌年代可以收藏，解冻时期却要处理掉？我从未问过，或许时过境迁这句话对她不适合，她在那个年代有过很多不凡的经历，所以，她虽目睹世界沧海桑田，但执拗地认为天地无论咋变，万变不离其宗。所以，她坚信，弃俄读英才是选择。

不过我最终还是读了俄文书，而且一读就是一辈子。现在想来，此事有征兆。我一九七九年考入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读书。但我入校后被告知我的专业已经根据需要被调换到俄语专业学习了。我先是为我不能继续学习英语而惋惜，继而又怀着孩童般的好奇走进俄语专业的教室，就这样，我便阴差阳错地开始了俄语学习。更令我意想不到是，就在我们一群孩子南腔北调地在教室里学说俄语的时候，俄苏文学竟在窗外悄然复活：一九七九年，北京师范大学筹备组建《苏联文学》杂志（月刊）编辑部，老作家茅盾亲题刊名，一九八零正式出刊。同时组建苏联文学研究所，从全国各地招募俄苏文学研究者。同一年，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内蒙古大学、天津师范学院、武汉教育学院等八所高等院校联合主办《俄苏文学》杂志 (双月刊)；还是同一年，北京外国语学院编辑出版了《苏联文艺》杂志（月刊，后易名为《当代苏联文学》）。中国，雨后春笋般在同一时间出现三本同一国别的文学期刊，史无前例！主流意识形态的驱动，思想解放方兴未艾以及俄苏文学的经典译者正年富力强，主持国内的书刊出版业，都是俄苏文学三刊同时问世，并在一定程度上引领当时阅读风尚的主因。
另有件事情也注定我要读一辈子俄文书，同时我感觉冥冥之中天助我也。八十年代初，苏联文学翻译家石枕川教授来我校教书，俄语系将我们班列为翻译实验班，请石枕川教授来我们班专教翻译课。他面容清癯，身材高挑，穿的是瓦灰色的中山装，见人就笑，一脸谦卑。他第一天来上课，走上讲台，鞠躬自荐道：“我是石枕川。愿向各位请教。”文革后的孩子没见这阵势，全班顿感惊讶，有人甚至笑出声来。但我不知为啥联想起了朱自清。多年之后我才知道，石老师调来我们学校时已经四十九岁，那时他已是闻名遐迩的苏联文学翻译家。正因为他早在八十年代初期，翻译了苏联作家恰科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围困》、阿斯塔菲耶夫《鱼王》、阿勃拉莫夫《阿勃拉莫夫中短篇小说选》、阿纳托利金《莲花及其他》以及艾特玛托夫的《艾特玛托夫小说选》等作品，在俄苏文学界具有影响力，学校才破格聘请他做教授的。
显然学校开设翻译课是仓促上阵，所以未及准备好翻译教材。石老师笑着说：“文学课最好的教材就是作品。”于是，他便给我们仔细讲解艾特玛托夫的《我的第一位老师》和《那系着红头巾的小白杨》等作品，他将作品解析融入到精读和翻译两门课程中。他讲得出神入化，我听得如痴如醉。他那苏州味的普通话和抑扬顿挫的俄语常混杂在一起，悠悠地飘到我端坐的后排，于是，我便跟着他在苏联文学的海洋里神游起来.....我的俄苏文学之梦终于如烟花般升腾起来，那种感觉啊，似乎生命再来不过如此。石老师刚来学校没有房子，就住在学校西北侧的小招待所里。我那时几乎每天都要跑去他的那间小屋，有时他不在房间，也不锁门，我便溜进去，站在房子中央，崇敬地看着他桌上的一切：书桌上的眼镜、写满细密文字的一沓沓稿纸、夹子夹住的俄文原版小说、堆集如小山的烟灰.....我们交上了朋友，他常邀请我去招待所后面的果园散步，边走边谈俄苏文学，有时一走就半天。他从亚别利亚耶夫《找到面目的人》讲到勃留索夫的诗歌，从雅申的《沃洛格达州的婚礼》讲到罗辛的《瓦连金和瓦莲金娜》。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那年他在秋野上与我并肩而行，给我几乎全文复述了巴别尔的小说《骑兵军》。他说，原版书在中国不好找，而且现在出版尚不到时机，但这部精湛之作早晚应该译成中文奉献读者，他看着我说：“我希望译者是你。”他的话音刚落，一九八六年，《骑兵军》被意大利《欧洲人》杂志评为世界小说之冠。一九九二年，我的《骑兵军》译文初稿付梓，我邮寄给他，他开心至极，逢人便说青出于蓝，他还亲自撰文在校报上介绍。二零一六年，我的《骑兵军》重译付梓，而恩师枕川却在二零零四年便已作古。《骑兵军》重译出版后，我专程赶赴皋峰公墓，向他献上《骑兵军》新译连同我不尽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