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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西里耶夫:没做好心理准备

八十年中期,中苏关系虽未正常化,但是苏联文学在国内却很有市场。那是一个纯粹的文学时代,常有苏联作家代表团来访,而且团员都是知名作家,苏联军旅作家瓦西里耶夫也在那些年里访问过北京。他那时已经六十出头,虽银丝满头,但精神矍铄,深色宽边眼镜后面目光深邃,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他所到之处均发表精彩的演讲,签名赠书的姿态更是潇洒。他慷慨激昂的演讲常被鲜花、掌声和欢呼声淹没,所受到的礼遇稳超当年泰戈尔访华。瓦西里耶夫的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一九八〇年出版中译本,故事构思绝妙,情结奇特,人物有个性,极大地震撼了中国读者。

二十多年后,我侨居莫斯科,那时苏联已经没有了。二〇〇四年,叶夫图申科和沃兹涅先斯基等诗人推荐我加入俄罗斯笔会。有一天,我在笔会办公室,见到秘书卡捷琳娜,得知大作家瓦西里耶夫也是会员。我登时喜从心生,急不可耐地按会员登记册上的联络方式,拨通了瓦西里耶夫的电话,但电话那头却传来一个有气无力的声音,没错,那正是他,瓦西里耶夫,但我无论如何不能将发出这个声音的人,与北京做精彩演讲的瓦西里耶夫联系在一起。

瓦西里耶夫告诉我说,他已年逾八旬,身体很差,几乎不与外界接触。他除了治病,就是专心致志地写历史小说。我提到八十年代北京的读者见面会,他沉默良久,感觉是在控制情绪,过了一会,他像是在问我,又如喃喃自语:“中国读者还记得我……”他说,苏联轰隆一声坍塌,作家们登时坠入深渊。九十年代初,瓦西里耶夫和夫人左丽雅生活一度窘迫,这位辉煌一时的大作家就此心理失衡。要知道,根据一九三四年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作协章程,苏联作家可是社会的“灵魂工程师啊”,他们肩负着通过文学作品“对人民进行思想改造和社会主义精神教育的使命”。这是多么崇高而神圣的使命啊。苏联作家协会在五十七年的时间里,不仅通过文学基金会斥巨资扶持作家创作与出版,还为作家们留下庞大的会产,如作家村、作家俱乐部、礼堂、出版社和住宅等。苏联时代,位于莫斯科厨师大街52号的中央文学家之家,是苏联最高文学殿堂,这座古宅1889年由俄罗斯贵族共济会分会所建,几乎知名作家和诗人都曾享受作家的至高荣誉——应邀在此朗诵作品,讨论文学问题或把酒贺寿,当然也包括瓦西里耶夫。

就收入而言,早在一九三六年,苏联人月平均收入仅有二百七十卢布时,全国就有两千多名作家月收入超过两千五百多卢布。五十年代,斯大林奖金获得者在全国巡回演讲的收入,每两个半小时就达三千卢布。七八十年代,像瓦西里耶夫这样的知名作家做一次文学演讲,酬劳高达一千五百卢布,普通作家的演讲费也可达七百五十至一千卢布,即便是暂露头角的文坛新秀,演讲一次的所得,也相当于普通人两个月的收入。八十年代,瓦西里耶夫作品的总发行量已突破百万册,那时莫斯科人的月平均收入约为三百卢布,保守的估计,他那时每年的稿酬收入不会低于几十万卢布。

不过,这一切,在一九九一年都被无情地改变了。

可以想象,瓦西里耶夫在苏联解体后所面对的各种尴尬。九十年代中期,俄罗斯有家汽车营销商,想利用瓦西里耶夫的名气做产品推销,他们开出的条件是,只要瓦西里耶夫按照合同要求做广告,商家便赠送一辆汽车,但当即遭到瓦西里耶夫拒绝。瓦西里耶夫说,堂堂作家沦落到为做买卖的鸣锣吆喝,不啻于蒙受了奇耻大辱。而汽车商家死乞白赖将汽车送到楼下,还将车钥匙送上门来。瓦西里耶夫气得抓起钥匙,开窗扔下楼去。新千年之后,尽管他的小说仍然再版,但印数已不可与苏联时代同日而语。我在莫斯科的大学授课之余,问起我的俄罗斯学生,可曾知道他们国家这位从战火中走来的文学天才,但十之八九的学生都会摇头傻笑。唉,难道瓦西里耶夫真的已经被俄罗斯遗忘了吗?难道真如他在电话里所说:“曾孙记不住祖父的名。谁还记得我这个作家,对第三代读者来说,我虽活着其实已经死了……”

瓦西里耶夫在苏联解体后不再写作军事小说,也拒绝写出表现苏联解体事件的作品。或许,这是因为他在内心深处不承认,那个他曾经为之流血和讴歌的国家已灰飞烟灭。二〇一三年,瓦西里耶夫默默地离别了这个世界,他至死也没有做好接受苏联解体的心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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