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作家真正接受新闻出版审查制度，就是从普希金开始，这种制度得以推广，使他们的创作分道扬镳：一类作家吹捧权力，一类则越写越晦涩，玩起了语言游戏

　　普希金的创作随时都面临尼古拉一世的审查，甚至自审。

　　比如，普希金有一篇未完成作，他之所以写不下去，就是因为他自审没有通过而最终放弃。普希金称，这部作品的主人公太道貌岸然，普希金甚至嘲笑他是个假正经。他还有一些诗歌作品，由于自审或者官方审查未获通过，在他生前也未面世，如童话故事《神父和他的长工巴尔达的故事》等。

　　可见，俄国那时的新闻出版审查，对作家创作的抑制作用何其深矣。

苏联女诗人茨维塔耶娃说，普希金原则上同意新闻出版审查制度，尽管他有时也深受其害，管它叫“傻瓜制度”。但是，无论这个制度有多傻，俄罗斯作家真正接受新闻出版审查制度，就是从普希金开始，这种制度得以推广，使他们的创作分道扬镳：一类作家吹捧权力，作品极尽阿谀奉承；一部分人则蒙蔽审查，作品越写越晦涩，玩起了语言游戏，但二者目的却是一致的，即确保作品出版。

尼古拉一世对普希金创作的干预很直接，今天说来很难想象。如普希金悲剧作品《鲍里斯·戈东诺夫》，取材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俄国真实历史事件。尼古拉一世读后不悦，遂降旨重写，还责成普希金将此书写成司各特（英国历史小说鼻祖）式的，令普希金忍无可忍，抗旨不从。还有著名长诗《青铜骑士》，尼古拉一世也要求普希金进行大规模删改，普希金也不接受，所以，普希金生前放弃了《青铜骑士》的出版。即使他的好友茹科夫斯基在他死后整理出版《普希金全集》时，有一部分作品仍然通不过审查而无法付梓。

尼古拉一世一方面严厉审查普希金作品，另一方面，还拨款5000卢布（相当于一位现役军官12年的军饷）设立作家专项创作保护基金，这笔基金的用途，就是使皇上审查后的作品，免遭社会舆论或者新闻媒体的批评。比如，普希金被审查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第7章发表之后，圣彼得堡较为开放的《北方蜜蜂》报遂撰文抨击，尼古拉一世闻讯，立即下令封杀批评文章。

但是，普希金时期的新闻出版检查制度也非铁板一块，那时，有高端审查，即尼古拉一世钦定；也有普通检查，即沙俄皇家新闻监察机构的官员审查。普希金有时为了加快某些作品的出版，便利用二者沟通不畅，游戏其间——有的时候他也会背着尼古拉一世，得到皇家新闻监察机构的出版许可，据说此举还曾引发皇上与官员之间龃龉，今人听来，相比也得会心一笑吧。

俄国19世纪图书出版业发展迅猛，审查官也而越来越难当。俄国1826-1828年间的新闻出版审查委员会主席克拉索夫斯基（А. И. Красовский），就抱怨差事难干，精神健康受损。他在日记中说，晚上做梦都是审读样书，疲倦不堪。所以，他恨透了这个行当。另一位审查官阿克萨科夫（И. Аксаков）做了30年外国文学出版审查工作，死后家里除了堆到天花板高的样书，就是各种审批文件，别无他有。俄国新闻出版审查一度到了荒诞不经的地步，连作曲家的乐谱都要审看，生怕那些“小蝌蚪”里面藏着反叛言论。

1858年，著名诗人丘特切夫，出任俄国外国文学出版审查委员会主席，被称为出版审查史上最严厉的判官。他在任期间，下令查禁的外国文史哲方面的名家名著多达上万种，其中包括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法国作家大仲马、雨果、尤金·许、诗人拉马丁、英国作家萨克雷、狄更斯等人的作品。丘特切夫虽为俄国文学大家，坐得官位，大肆禁书，惹得知识界反感，一世英名，毁于一旦。

而俄罗斯新闻出版审查官尼基坚科（А. В. Никитенко），则被称为 “明官”。他不仅善于与被审查的作家们打交道，还能读懂作品，手下留情。他的聪明之处就在于，作为审查官，他知道如何区分国家利益与文学价值之间的关系。当然，他也痛恨审查，他说，俄国的审查官比要审查的书还多！

俄国严厉的审查制度，早在1900年便受到社会普遍抨击，这种批评当然受到沙皇强力机构的严重干预。1905年，沙皇尼古拉二世颁布《十月宣言》后，俄国传统新闻出版审查制度得以废除，作家才感受到了些许宽松，但是，这种改变与民意无关，完全是来自高层的决断，因为新的审查制度很快就出台了，意在维护沙皇统治的稳定性。

但是，苏联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科特列廖夫（Н. Котрелев）认为，俄国的审查制度不能避免俄国最终爆发了列宁领导的“十月政变”；而苏联时期更加严酷的审查制度，也挽救不了它解体的命运。尽管很多人都认为，新闻出版审查制度必不可少，但它从来都保不住什么。

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效仿西方，立法禁止新闻出版审查。可实际上，俄罗斯一直存在着另一种无形的审查制度，即新闻出版被财政控制。进入后共产时期的俄罗斯，谁经济强大，谁来制定游戏规则。而当政府聚敛资金，变成国家财政中心的时候，新闻出版审查受制于它便在意料之中了。简单地说，目前在俄罗斯，权力即审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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