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华人军团揭秘-旅俄作家和翻译家孙越的博客-财新网

话说1915-1916年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烽烟四起，鏖战犹酣，绝大多数俄国男人应征入伍，开赴前线作战，家中劳力奇缺。这时，恰有数千华人移民涌入俄国谋生。俄罗斯历史学家说，那时，俄国政府雇佣华人承揽彼得格勒（今圣彼得堡）至穆尔曼斯克铁路、穆尔曼斯克海港码头等重要工程。一些华人被俄国政府征往德国前线挖战壕，送弹药，也有一些华人在特维尔州铁路局和铅锌厂打黑工。而中方作者则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段祺瑞政府于1917年初宣布参加英法等协约国作战，并派出相当可观的一支部队到东线参战，同时还派出成千上万劳工到俄国。这些部队和劳工实际上没有投入战斗，而是替沙皇军队挖战壕，或在后方工厂做工。”（刘作奎，《中国军团保卫十月革命》，见《环球时报》2002年09月02日第十九版）

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俄国走向全面危机，华工失业，没了经济来源，他们饥寒交迫，四处流浪。1918年，俄国的形势每况愈下，俄军全面崩溃，放下了武器的俄国士兵，也加入了流浪汉大军，他们或为一块面包打家劫舍，或为一口伏特加酒变卖财物。那时，俄罗斯到处乌烟瘴气，一片颓废情绪，而此时德军在前线仍在不停地进攻。而在俄国，内战的烽火竟悄悄燃起来，红军与白军的战斗不断升级，最终全国都卷入了内战。

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的红色布尔什维克，组织了国际志愿军军团，他们主要由华人、拉脱维亚人、芬兰人、奥地利人组成，这些人都是无产者，他们懂俄语的人不多，身无分文，没有职业，有些甚至无家可归。国际志愿者报名参加红军，扛枪打仗，主要是为了解决温饱。俄国十月革命让流浪俄国的华人有了生存的希望，他们一参军，就有了饭碗，也不用流浪了，没准能挣上一笔路费，尽快返回中国老家。20世纪初，一位华人外交官在回忆录中写道，驻俄领事馆的中国官员接见了一批华人志愿军，他们见到外交官嚎啕大哭，边哭边说，他们想念亲人，想回中国老家。他们告诉外交官说，在俄国很难找到工作，没有机会挣钱，所以才去当兵打仗，挣点路费回国。外交官还看到，华人军团人数众多，且军纪严明。

布尔什维克高层也就觉得华人军团有利用价值。比如说，那时华人士兵在当地多无家室，光棍一人，无牵无绊，便于调遣。还有，华人士兵一旦落入白军之手，往往被处以极刑，因此，华人在紧要关头宁为玉碎，也很少变节，鲜有投降做俘虏的，这点深得红军将领欣赏。再有，华人与俄国人宗教信仰不同，借用俄国人的话说，他们对于生命的态度不可思议，于是，苏俄红军的行刑队和“契卡”（国家安全部门）很喜欢用华人士兵做行刑队队员和警卫队队员，红军领导认为，中国兵个个心狠手辣，腿脚灵活，好身不凡。

20世纪初，旅俄华人之所以接近布尔什维克，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白俄贵族歧视华工，嫌弃他们是外来民族，素质差，文盲多；其二，苏俄红军工农干部较多，与华人志愿兵基本上同属一个社会阶层，在华人面临生活窘境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军队雇佣华工，发给他们军饷和粮食，客观上改善了他们在异国他乡生活窘迫的状况。少数有文化的华人，还被红军任命为华人军团指挥官，奉命向华人传播共产主义思想。

刘作奎在（《中国军团”保卫十月革命》）中提到，1918年7月底，苏俄红军说服中国新疆的张福荣（音译）率领1800多中国人参加苏俄红军，在车里亚宾斯克和鄂木斯克之间的特罗伊茨克，与白军激战，1918年10月12日，俄共（布）中央代表还把列宁颁发的奖旗授予张福荣。

再说国际志愿军，也并非布尔什维克的发明。1919年，白军将领高尔察克也组织了一个捷克国际志愿军团，他还率领这个军团，在西伯利亚和红军打过几次大仗，频频得手，收复了被红军占领的城池。列宁闻讯，遂下令红军1方面军的国际军团开赴战场，与捷克人一决雌雄。当时该军团里有不少华人士兵，他们浴血奋战，旗开得胜。该军团的首领，是美国记者维尔亚姆斯，由于领军有方，作战英勇，深得列宁赏识，同年3月底，他受命率部护送新成立的苏维埃政府，从彼得格勒迁往莫斯科，成为苏维埃第一支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的卫戍部队，该军团精选70名华人志愿兵，担任列宁卫士。

冯晓蔚在《党史纵横》杂志上发表《牺牲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的中国团长》一文，文中讲述了苏俄红军“中国团”的故事。作者披露，1917年俄历10月25日，辽宁省铁岭农民任辅臣，在苏俄率领2000名华工加入红军，被编入第3集团军第29步兵师，命名为“中国团”，番号为225团，任辅臣任团长，1918年11月末，他率部乌拉尔地区维亚车站与白军交战时阵亡。

1959年中国出版了由彭敏执笔的《中苏友谊史》一书，书中提及俄国十月革命的领导人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卫兵是华人，也证明华人确实在20世纪初参与了十月革命之后的俄国内战。不仅如此，俄罗斯当代历史学家费尔什金斯基（Ю. Г. Фельштинский）和切尔尼也夫斯基（Г.И. Чернявский）最新学术研究成果也指出，1918年，列宁发动和领导了镇压东正教教教会的运动，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吉洪被捕。教宗被关押在自家的餐厅里，当时的看守警卫均为红军华人第一野战营的士兵，他们与苏俄红军一道，凌辱过那位深受教民爱戴的宗教领袖。华人第一野战营营长，名叫约拿•亚基尔（Иона Якир）。

约拿•亚基尔后来还出了一本书，名叫《回忆国内战争》（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е）。他在书中说，他那个营有华人士兵530人，自从参加红军后，他们觉得生活有了改善，吃穿都不错。亚基尔和他的华人士兵们冒着炮火，一路冲杀，穿越了整个乌克兰，顿河草原和沃龙涅什省，尽管华人战士死伤惨重，可他们依旧冥思苦想，希望把死去的弟兄的遗骨送回中国老家。

1918年4月，来自中国奉天（沈阳）的鲍其三（音译），被任命为弗拉基高加索华人支队队长，其麾下有兵士450人。他是个孤儿。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被俄国军官撤退的时候带回到格鲁吉亚。他先在武备学堂读书，十月革命爆发后，他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成了苏俄红军士兵。他在国内战争期间，率领弗拉基高加索华人支队转战北高加索和阿斯特拉罕，与白军做战，屡建战功。

当地一位高加索人，曾经这样回忆华人支队的战斗场面，他说，1918年8月，大约300多华人支队的士兵攻入市内，他们将机关枪抬上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高耸的钟楼，居高临下，四面扫射，杀死不少敌人。他们还挨家挨户搜查白军，把家里藏枪和藏白军军服的居民都抓走，最后，华人支队，把他们拖到野战医院后面的玉米地里全部枪杀了。一时间，白军和百姓听华人支队，皆闻风丧胆，他们都称华人支队为“魔鬼辫子军”，红军鉴于舆论压力，也对华人支队控制使用，国内战争一结束，立即便将华人支队解散了。

华人支队队长鲍其三的结局也很悲惨。国内战争结束后，他在基辅联合军官学校做中文翻译，1925年11月10日，他被苏维埃安全机构——联合国家政治局（ОГПУ）逮捕，罪名是参与反革命恐怖活动。1925年4月19日，鲍其三在莫斯科被枪决。苏俄国内战争结束后，曾有一批当年在战场上表现出色的华人军事领袖被处决。

1957年，苏联弗拉基高加索地区，在市内伊利斯通和消防大街的交汇处，建造了一座中国广场，广场中心树立了方尖碑，纪念国内战争期间牺牲的华人支队官兵，作者是苏联建筑学家布焦米洛夫（А. Бтемиров）。当时正值中苏友好巅峰时期，这个纪念碑的修建和揭幕，尽染政治色彩意。时隔不久，中苏交恶，关系紧张，弗拉基高加索的中国广场也易名为革命广场，据说方尖碑也被捣毁。那时，苏联连为他们卖过命的华人志愿军也不认了。当代俄罗斯历史学界研究结果表明，死在苏俄秘密警察手下的华人士兵，远比死在白军枪口之下的要多。时至今日没人想到，是否该为这些冤魂树碑立传。

2007年，俄罗斯北奥塞梯的俄国共产党，致函当地政府，希望重修中国广场和立碑，恢复纪念华人志愿军。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对内战争历史这一历史事件争议很大，一时还难以给出客观评价，所以，俄国共产党的提案，是件遥遥无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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