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中国翻译出版了苏联传记体中篇小说《卓娅和舒拉的故事》（Повесть о Зое и Шуре）。小说的主人公之一，是著名苏联卫国战争女英雄卓娅（Зоя Космодемьянская），而小说的作者，正是卓娅的母亲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Любовь Космодемьянская，1900-1978）。

 

卓娅生前是苏军西部方面军司令部所属破袭侦察小组成员，1941年11月29日，她在执行破袭任务的时候，被德军俘获，处以绞刑。1942年2月16日，被苏联最高苏维埃追认为苏联英雄。卓娅是苏联卫国战争中第一位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的女兵。

 

卓娅死后，斯大林将她树为典型，宣传机器也开足马力在全国推广卓娅形象工程，很多厂矿、企业、学校、少先队组织和集体农庄都用卓娅的名字命名，苏联至少拍摄了两部有关卓娅的电影，一部是四十年代艾伦施泰姆（Лео Арнштам）的黑白传记故事片《丹娘》（Таня），另一部是奥泽洛夫（Юрий Озеров）的彩色全景式战争片《莫斯科保卫战》（Битва за Москву），这两部电影均已译成汉语，分别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在我国放映。

 

苏联城市，如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哈里科夫、萨拉托夫、伏尔加格勒、车里雅宾斯克、雷宾斯克等地都修建了卓娅塑像。莫斯科最有名的卓娅塑像，在莫斯科地铁“游击队员”那站。卓娅的故乡小村奥西诺-卡伊（Осино-Гай）、她曾经学习过的莫斯科201中学和殉难地彼得里谢沃村也都修建了她的雕像和纪念馆供人参观。

 

苏联诗人阿里格尔（Маргарита Алигер，1915—1992）创作的长诗《卓娅》（Зоя）荣膺1943年斯大林奖金；卓娅母亲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奉命创作并出版了中篇小说《卓娅和舒拉的故事》（1951）；苏联作家科瓦列夫斯基（Вячеслав Ковалевский）创作了《卓娅两部曲》（Дилогия о Зое Космодемьянской）。土耳其诗人季克梅和中国诗人艾青，也写出了颂扬卓娅的诗作。

 

颂扬卓娅的美术作品，最有名的就是库科雷尼克斯（三位苏联画家的联署笔名）创作的《卓娅就义图》（Зоя Космодемьянская，1942—1947)，莫尔恰尔斯基（Зоя Космодемьянская）的《卓娅》（1948-1949）和谢科托夫（Константин Щекотов）的《卓娅的最后一夜》（Последняя ночь）。

 

上个世纪50年代初，自从她的故事在中国宣扬之后，也受到中国高层与社会各界，特别是青年一代的追捧。《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自上个世纪50年代译成中文出版后，颇为畅销，迅速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苏联文学作品，甚至被奉为文学经典，流传至今。英雄之母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还应邀前来中国演讲，场场爆满，很是轰动。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恰逢中苏蜜月时期，《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的翻译出版，以及作者来华演讲，不仅鼓舞了很多青少年学习英雄卓娅的事迹，更鼓舞了中国青年一代投身俄语学习的热情，不少年轻人甚至选择将苏联文学作为毕生学习和研究的方向。当时在北京工作的一位苏联专家曾说，中国人如痴如醉对学习俄语和阅读苏联文学，可谓“情趣盎然，如饥似渴和满怀崇敬”。英雄之母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也在《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中文版前言中说，在中国，所到之处，看到人们在如饥似渴地学习俄语，感到非常震惊。她甚至觉得，照此发展下去，中国读者用不了多久， 就可以看懂或者翻译她的俄文原版小说了。《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被翻译成中文出版的。

 

卓娅的故事，不仅远比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的小说复杂，而且她死后半个多世纪，是是非非，争议不断。1991年后，随着部分苏联档案的解密，历史给我们提供了进一步了解卓娅的机会，现在，我们可以把女英雄卓娅的故事，放在苏联崩溃的大背景下去解读了。

 

卓娅的出身问题与精神分裂症

 

卓娅1923年9月8日，出生于俄国坦波夫州（Тамбовская область）一个名叫奥西诺-卡伊的小村庄，她的祖父是村里的神父，名叫科斯莫杰米扬斯基（Пётр Козьмодемьянский），他是该村东正教教堂的神职人员。当时，布尔什维克政权根据列宁的指示，发动了砸烂教会的运动。1918年8月27日，圣母节前夜，坦波夫州国家安全机构契卡（ЧК）人员进村逮捕了卓娅的祖父，那时候，老神父正在组织村里的教民保卫教会。红军先对他实施严刑逼供，但是一无所获。翌日，残忍的红军士兵便给老神父身上绑了石头，沉入村后的水塘淹死了，他的尸体直到1919年春天才被教民们发现，他们将他安葬在村里的教堂墓地（见《上帝的世界》杂志，2001年第1期，《1872-1918：科斯莫杰米扬斯基乡村神父的十字架之路》一文，作者，库琴科娃）。

 

卓娅的父亲（Анатолий Козьмодемьянский）曾就读于家乡的东正教学校，本想毕业后继承父业，也做个神父。但是，他并没有完成学业，就娶了卓娅的妈妈，乡村女教师丘丽科娃亚（Любовь Чуриковая）过日子去了。那时，东正教教会在俄国遭到无情打击，他不可能再做神父了。卓娅的父亲不久就被苏联政府流放到西伯利亚，原因是，父亲有反对苏联农业集体化的言论。但是，后来卓娅的母亲在演讲中说，他们一家是为了逃避诬陷，自愿移居西伯利亚的，但此话目前没有找到根据，而卓娅全家1929年流放西伯利亚，却有据可查。根据莫斯科卓娅纪念馆更新过的档案记录，卓娅父亲属于反革命后代和敌对分子，而且还有反革命言论，所以才被流放。卓娅一家在西伯利亚的居住地是伊尔库茨克州，毕柳萨河（Бирюса）岸边一个名为史特基诺的小村（Шиткино）。

 

1933年，卓娅父亲肠道手术后病情恶化，不久死在西伯利亚，卓娅和弟弟舒拉便与妈妈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相依为命，辗转前往莫斯科讨生活。卓娅一家前来莫斯科定居的过程也不容易，幸亏姨妈奥莉卡在教育人民委员部（Наркомпрос）任职，帮了他们一把。关于这个情节，卓娅的母亲在《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一书中有所提及。

 

卓娅一家，从爷爷那辈人起，就是东正教信徒，革命之后，卓娅全家所面临这样的选择，要么他们坚守东正教信仰，像爷爷一样成为殉道者；要么，就与苏俄政权合作，与信仰划清界限。卓娅妈妈决定带着孩子放弃信仰，走共产主义道路。

 

再说卓娅全家从西伯利亚流放地来到了莫斯科，她就读于莫斯科十月区第201中学（школа № 201 Октябрьского района Москвы），1938年加入了列宁共青团（ВЛКСМ）。那时，在苏联，像卓娅这样的反革命后代要想加入共青团，按规定须写出脱离宗教信仰的书面声明，还要公开声明与有信仰的亲朋好友脱离关系，因为在苏联有宗教信仰的亲朋好友都是“人民的敌人”。卓娅确实写过这样的公开声明，所以，她后来才得到团组织信任。根据她妈妈在《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书中描写及其演说，卓娅确实写过放弃东正教信仰的保证书，并与祖父和父亲在精神上划清了界限。 

 

据莫斯科卓娅纪念馆档案资料披露，她在班里，语文和历史课成绩优秀，她一度曾幻想中学毕业后报考文学系。卓娅母亲曾回忆女儿说，卓娅读过很多经典文学作品，如托尔斯泰、高尔基、塞万提斯、歌德和莎士比亚等。卓娅在班上有“读书女孩”的美称，卓娅的母亲分析，卓娅读书，其中一个目的，就是想在文学中寻找“美好的情操、高尚的激情和理想的追求”（《莫斯科前线》573-574页，及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所保留的，卓娅所读过的带有亲笔批注的图书，苏联列宁共青团中央档案馆收藏品，第649件）。

 

1938年，由于卓娅学习成绩突出，当选为班团小组长，她逐渐春风得意，同龄人的回忆录中写道，她的脸上露出了多年未见的笑容。然而，好景不长，1939年，她就被撤职了。她被撤职原因，一方面，是卓娅与同班同学关系不佳，她当了团小组长之后，态度傲慢，对同学颐使气指，大家无法接受；另外，出身问题仍在影响卓娅，尽管她已经“划清界限”。卓娅想尽量弥补，拼命地讨好学校团组织负责人，积极参加团的活动，并且充当校方监视班级里出身不好同学的眼线，还做了揭发和告密的事情。尽管如此，卓娅也没有官复原职，她终于病倒了，医院的诊断是：精神症。

 

卓娅母亲1942年2月10日，曾对外公开承认，她女儿卓娅患有精神症。她说，卓娅自1939年开始患病，那时她正处于在升班阶段，从8年级升到9年级。她患病的诱因，主要与同班同学关系不融洽，她讨厌同学之间传她的闲话，她在班上变成了孤家寡人，她曾经对妈妈说，她是个孤独的人，没有真正的朋友。

 

卓娅同班同学别洛贡（В. Белокунь）在他的个人回忆录中，谈到了卓娅的种种病态表现：“与同班同学的隔阂及团小组长的落选，严重伤害了卓娅的自尊心。她开始变得精神恍惚，孤僻和不爱与人交往。到了7年级，她在同学眼里变成了怪人。卓娅整天沉默不语，班上同学猜测纷纷，她的眼睛里充满了沉思的迷雾，间或也飘过绝望的云朵。时间一长，大家觉得卓娅更不可思议了。弟弟舒拉也知道卓娅有病，他曾告诉卓娅的同学，希望大家善待卓娅。那时，班上的同学都觉得愧疚，认为卓娅生病是他们造成的。”（见《莫斯科前线》第570页）

 

1939年元旦，卓娅的同班同学送给她一张贺卡，上面的新年贺词现在读来依旧耐人寻味：“亲爱的卓娅，别对人那么苛刻。别把一切放在心上。你知道吗，人都是自私自利，阿谀奉承，不真诚和不可信赖的。所以，他们说的话你别在意。这就是我给你的新年贺词。”

 

卓娅看到贺卡后，说了一句：“人要是都这样，那还活着干嘛？”（见斯莫杰米扬斯卡娅文集，第122页）不过，卓娅很快就发现，其实贺卡上写的句句都是实话。

 

1991年，苏联哈萨克斯坦裔作家若夫吉斯（Александр Жовтис）在《论据与事实》（Аргументы и факты）发表文章《确认规范的说法》（Уточнения к канонической версии）一文中证实，卓娅上中学时，精神症已经严重到需入院治疗的地步，这个提法，在苏联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当然，卓娅的精神分裂症之说也遭到质疑。作家阿拉普金娜（Надежда Арабкина）于2006年5月9日在《莫斯科共青团报》（Московский комсомолец）发表《卓娅的十字架之路》（Крестный путь Зои）一文，他指出，战后，卓娅所在的9903游击队幸存者，找遍莫斯科所有精神病院的档案，也没有发现卓娅的精神症治疗病例，以及给她做诊断的大夫的姓名。

 

卓娅入住精神病院与邂逅作家盖达尔

 

1940年，对卓娅来说，是雪上加霜的一年，她的精神症尚未痊愈，又得了脑膜炎。1942年2月，卓娅妈妈回忆说：“卓娅从9年级升10年级的时候，患上了严重的脑膜炎。医生一开始觉得，卓娅痊愈，希望渺茫，所幸给她治病的是苏联著名专家马尔古利斯教授，他救了卓娅一命。卓娅在医院忍受了脑脊髓针的治疗，她是一个很能忍受的人。”

 

就在这一年，卓娅在治病与疗养期间，结识了她仰慕的苏联儿童作家盖达尔（Аркадий Гайдар）。盖达尔那时早已经蜚声文坛，他的小说《学校》（Школа，1930）、《鼓手的命运》（Судьба барабанщика，1938）、《丘克与盖克》（Чук и Гек，1939）等作品不仅在苏联家喻户晓，五十年代也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

 

在俄罗斯有关卓娅的争论中，卓娅与盖达尔相识的时间异议，而相识的地点却说法不一。有一种说法是，卓娅在脑膜炎治愈后，被送往莫斯科索科尔尼基神经病疗养院（санатория по нервным болезням в Сокольниках，《莫斯科前线》，第573页中），并在那里结识作家盖达尔。注意，这里提到的不是精神病疗养院。第二种说法，即根据莫斯科卓娅纪念馆档案记载， “1939年，卓娅被送往莫斯科坎努什金第3精神病院（Психбольница № 3 им. Ганнушкина г. Москвы）住院治疗，并结识了作家盖达尔。据该医院的档案记载，卓娅的精神症，经过治疗后大有起色，她遂要求出院，并于1941年办理了出院手续。”所以，卓娅到底住什么医院，学界依旧说法各异。第三种说法，1991年，作家若夫吉斯在《论据与事实》周刊第38期上撰文称，卓娅在莫斯科卡先科医院（Больница им. Кащенко）儿科部住院治疗精神症。苏联麦尔尼科夫儿童精神病科研教学中心（Научно-методический центрдетской психиатрии А. Мельникова）主任医生尤里耶夫（С. Юрьев）和卡斯麦尔松（Н. Касмельсон）证明，在卫国战争爆发前的1938-1939年，确实有一个名叫卓娅的14岁莫斯科女孩，前来中心接受精神症检查。当时他们怀疑卓娅患有精神分裂症。战后，苏联内务部秘密警察奉命前来中心拿走了卓娅的病历。

 

再说，卓娅住院其间，与作家盖达尔过从甚密，在卓娅妈妈的回忆录中也有表述：“我每次来看她（指卓娅），都看见他俩一起在花园里……盖达尔和卓娅交上了朋友：他们一起滑冰、滑雪，一起在晚会上唱歌和谈论读过的书。卓娅给他朗诵自己喜欢的诗歌。盖达尔告诉我，卓娅出色地朗诵了歌德的诗歌。”

 

为什么作家盖达尔住在精神病院里面呢？据精神病院档案记载，盖达尔曾在俄国叶尼塞省参加过内战，他目睹了太多的杀戮和血腥，精神受刺激而患病。他发病时行为怪异，喉咙痉挛，头痛欲裂，精神恍惚，痛哭流涕，他便希望在酒精中得到解脱，以至于后来嗜酒如命。他与卓娅在医院相识的时候，正在治疗他的酒精性精神障碍症。

 

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莫斯科市档案联合基金会科研与出版中心副主任戈林诺夫（Михаил Горинов）在《俄罗斯从古代到20世纪史》（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конца XX века）一书中也提到，卓娅1940年冬季，因患脑膜炎而入住索科尔尼基神经病疗养院（санатория по нервным болезням в Сокольниках），并在那里结识了作家盖达尔。

 

再说，年仅十七岁的卓娅在住院期间，痴迷地倾听盖达尔讲述俄国内战故事，这激起了她对革命战争的憧憬，对暴力主义的崇拜和为理想牺牲的渴望。卓娅在住院期间的一篇作文中写道：“与盖达尔的见面，坚定了我的爱国主义信念。”

 

有一次，卓娅妈妈接她回家，卓娅对妈妈说：“妈妈，你知道吗，我昨天问盖达尔一个问题，什么叫幸福。我问的是那种人们共有的大幸福观。他想了想说，这种幸福当然有，真正的人为它生，也为它死。但是他说，这种幸福不会很快来临。我说，只要会来就好呀！他说，一定会来！”

 

卓娅和盖达尔分别的时候，盖达尔将自己的小说《丘克与盖克》送给卓娅作纪念，这本书卓娅最喜欢，盖达尔还在扉页上题词，他写道：“什么是幸福，每个人的理解不同。但是所有人都知道，并懂得，要诚实生活，努力劳动和深爱与珍惜这片广袤的大地，它被称作苏维埃国家！” （见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文集，第122页）

 

就在卓娅与盖达尔分别不久，1941年6月22日，卫国战争爆发。1941年10月26日，盖达尔参加红军游击队，在乌克兰乌曼-基辅地区的一次战斗中阵亡。1个多月之后，即1941年11月29日，盖达尔的小病友卓娅，也在莫斯科郊外参加破袭行动时被俘遇难。他俩都把生命奉献给了那个被称作苏维埃的国家。

 

卓娅1941年3月4日出院，她的出院证明上写道：“根据健康状况，患者可复课。但应避免疲倦和负载过大。”（见《莫斯科前线》第642页）那时，距毕业考试不到3个月了，卓娅拼命补课，因为她不想留级，好在班上同学对她返校很欢迎。卓娅返校后对妈妈说：“我在学校受到礼遇，甚至有人表现特别好，小心翼翼地待我。好像我病好以后变成了玻璃人，一碰就碎似的。是的，我确实很开心，他们很高兴看见我。”（见斯莫杰米扬斯卡娅文集，第131页）

 

卓娅还花了很大气力补习功课，像发病之前一样，她考试取得了良好成绩。1941年6月14日年级主任给她的评语，直到现在还在保留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上面写道：“成绩中等，纪律良好。病前学习好。落课之后艰难地赶上了其他同学。需要个别对待。”卓娅的文学课成绩一直很优秀。同班同学别洛贡在回忆录中说：“她的作文一如既往地，独特的状物和描写非常出色。很显然，她写作的素材经过了深思熟虑，在千篇一律的作文中独领风骚，她的得分总是‘优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