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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女英雄卓娅之死(上篇,未删节版)

 
 
1952年,中国翻译出版了苏联传记体中篇小说《卓娅和舒拉的故事》(Повесть о Зое и Шуре)。小说的主人公之一,是著名苏联卫国战争女英雄卓娅(Зоя Космодемьянская),而小说的作者,正是卓娅的母亲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Любовь Космодемьянская,1900-1978)。
 
卓娅生前是苏军西部方面军司令部所属破袭侦察小组成员,1941年11月29日,她在执行破袭任务的时候,被德军俘获,处以绞刑。1942年2月16日,被苏联最高苏维埃追认为苏联英雄。卓娅是苏联卫国战争中第一位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的女兵。
 
卓娅死后,斯大林将她树为典型,宣传机器也开足马力在全国推广卓娅形象工程,很多厂矿、企业、学校、少先队组织和集体农庄都用卓娅的名字命名,苏联至少拍摄了两部有关卓娅的电影,一部是四十年代艾伦施泰姆(Лео Арнштам)的黑白传记故事片《丹娘》(Таня),另一部是奥泽洛夫(Юрий Озеров)的彩色全景式战争片《莫斯科保卫战》(Битва за Москву),这两部电影均已译成汉语,分别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在我国放映。
 
苏联城市,如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哈里科夫、萨拉托夫、伏尔加格勒、车里雅宾斯克、雷宾斯克等地都修建了卓娅塑像。莫斯科最有名的卓娅塑像,在莫斯科地铁“游击队员”那站。卓娅的故乡小村奥西诺-卡伊(Осино-Гай)、她曾经学习过的莫斯科201中学和殉难地彼得里谢沃村也都修建了她的雕像和纪念馆供人参观。
 
苏联诗人阿里格尔(Маргарита Алигер,1915—1992)创作的长诗《卓娅》(Зоя)荣膺1943年斯大林奖金;卓娅母亲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奉命创作并出版了中篇小说《卓娅和舒拉的故事》(1951);苏联作家科瓦列夫斯基(Вячеслав Ковалевский)创作了《卓娅两部曲》(Дилогия о Зое Космодемьянской)。土耳其诗人季克梅和中国诗人艾青,也写出了颂扬卓娅的诗作。
 
颂扬卓娅的美术作品,最有名的就是库科雷尼克斯(三位苏联画家的联署笔名)创作的《卓娅就义图》(Зоя Космодемьянская,1942—1947),莫尔恰尔斯基(Зоя Космодемьянская)的《卓娅》(1948-1949)和谢科托夫(Константин Щекотов)的《卓娅的最后一夜》(Последняя ночь)。
 
上个世纪50年代初,自从她的故事在中国宣扬之后,也受到中国高层与社会各界,特别是青年一代的追捧。《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自上个世纪50年代译成中文出版后,颇为畅销,迅速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苏联文学作品,甚至被奉为文学经典,流传至今。英雄之母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还应邀前来中国演讲,场场爆满,很是轰动。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恰逢中苏蜜月时期,《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的翻译出版,以及作者来华演讲,不仅鼓舞了很多青少年学习英雄卓娅的事迹,更鼓舞了中国青年一代投身俄语学习的热情,不少年轻人甚至选择将苏联文学作为毕生学习和研究的方向。当时在北京工作的一位苏联专家曾说,中国人如痴如醉对学习俄语和阅读苏联文学,可谓“情趣盎然,如饥似渴和满怀崇敬”。英雄之母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也在《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中文版前言中说,在中国,所到之处,看到人们在如饥似渴地学习俄语,感到非常震惊。她甚至觉得,照此发展下去,中国读者用不了多久, 就可以看懂或者翻译她的俄文原版小说了。《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被翻译成中文出版的。
 
卓娅的故事,不仅远比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的小说复杂,而且她死后半个多世纪,是是非非,争议不断。1991年后,随着部分苏联档案的解密,历史给我们提供了进一步了解卓娅的机会,现在,我们可以把女英雄卓娅的故事,放在苏联崩溃的大背景下去解读了。
 
卓娅的出身问题与精神分裂症
 
卓娅1923年9月8日,出生于俄国坦波夫州(Тамбовская область)一个名叫奥西诺-卡伊的小村庄,她的祖父是村里的神父,名叫科斯莫杰米扬斯基(Пётр Козьмодемьянский),他是该村东正教教堂的神职人员。当时,布尔什维克政权根据列宁的指示,发动了砸烂教会的运动。1918年8月27日,圣母节前夜,坦波夫州国家安全机构契卡(ЧК)人员进村逮捕了卓娅的祖父,那时候,老神父正在组织村里的教民保卫教会。红军先对他实施严刑逼供,但是一无所获。翌日,残忍的红军士兵便给老神父身上绑了石头,沉入村后的水塘淹死了,他的尸体直到1919年春天才被教民们发现,他们将他安葬在村里的教堂墓地(见《上帝的世界》杂志,2001年第1期,《1872-1918:科斯莫杰米扬斯基乡村神父的十字架之路》一文,作者,库琴科娃)。
 
卓娅的父亲(Анатолий Козьмодемьянский)曾就读于家乡的东正教学校,本想毕业后继承父业,也做个神父。但是,他并没有完成学业,就娶了卓娅的妈妈,乡村女教师丘丽科娃亚(Любовь Чуриковая)过日子去了。那时,东正教教会在俄国遭到无情打击,他不可能再做神父了。卓娅的父亲不久就被苏联政府流放到西伯利亚,原因是,父亲有反对苏联农业集体化的言论。但是,后来卓娅的母亲在演讲中说,他们一家是为了逃避诬陷,自愿移居西伯利亚的,但此话目前没有找到根据,而卓娅全家1929年流放西伯利亚,却有据可查。根据莫斯科卓娅纪念馆更新过的档案记录,卓娅父亲属于反革命后代和敌对分子,而且还有反革命言论,所以才被流放。卓娅一家在西伯利亚的居住地是伊尔库茨克州,毕柳萨河(Бирюса)岸边一个名为史特基诺的小村(Шиткино)。
 
1933年,卓娅父亲肠道手术后病情恶化,不久死在西伯利亚,卓娅和弟弟舒拉便与妈妈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相依为命,辗转前往莫斯科讨生活。卓娅一家前来莫斯科定居的过程也不容易,幸亏姨妈奥莉卡在教育人民委员部(Наркомпрос)任职,帮了他们一把。关于这个情节,卓娅的母亲在《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一书中有所提及。
 
卓娅一家,从爷爷那辈人起,就是东正教信徒,革命之后,卓娅全家所面临这样的选择,要么他们坚守东正教信仰,像爷爷一样成为殉道者;要么,就与苏俄政权合作,与信仰划清界限。卓娅妈妈决定带着孩子放弃信仰,走共产主义道路。
 
再说卓娅全家从西伯利亚流放地来到了莫斯科,她就读于莫斯科十月区第201中学(школа № 201 Октябрьского района Москвы),1938年加入了列宁共青团(ВЛКСМ)。那时,在苏联,像卓娅这样的反革命后代要想加入共青团,按规定须写出脱离宗教信仰的书面声明,还要公开声明与有信仰的亲朋好友脱离关系,因为在苏联有宗教信仰的亲朋好友都是“人民的敌人”。卓娅确实写过这样的公开声明,所以,她后来才得到团组织信任。根据她妈妈在《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书中描写及其演说,卓娅确实写过放弃东正教信仰的保证书,并与祖父和父亲在精神上划清了界限。 
 
据莫斯科卓娅纪念馆档案资料披露,她在班里,语文和历史课成绩优秀,她一度曾幻想中学毕业后报考文学系。卓娅母亲曾回忆女儿说,卓娅读过很多经典文学作品,如托尔斯泰、高尔基、塞万提斯、歌德和莎士比亚等。卓娅在班上有“读书女孩”的美称,卓娅的母亲分析,卓娅读书,其中一个目的,就是想在文学中寻找“美好的情操、高尚的激情和理想的追求”(《莫斯科前线》573-574页,及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所保留的,卓娅所读过的带有亲笔批注的图书,苏联列宁共青团中央档案馆收藏品,第649件)。
 
1938年,由于卓娅学习成绩突出,当选为班团小组长,她逐渐春风得意,同龄人的回忆录中写道,她的脸上露出了多年未见的笑容。然而,好景不长,1939年,她就被撤职了。她被撤职原因,一方面,是卓娅与同班同学关系不佳,她当了团小组长之后,态度傲慢,对同学颐使气指,大家无法接受;另外,出身问题仍在影响卓娅,尽管她已经“划清界限”。卓娅想尽量弥补,拼命地讨好学校团组织负责人,积极参加团的活动,并且充当校方监视班级里出身不好同学的眼线,还做了揭发和告密的事情。尽管如此,卓娅也没有官复原职,她终于病倒了,医院的诊断是:精神症。
 
卓娅母亲1942年2月10日,曾对外公开承认,她女儿卓娅患有精神症。她说,卓娅自1939年开始患病,那时她正处于在升班阶段,从8年级升到9年级。她患病的诱因,主要与同班同学关系不融洽,她讨厌同学之间传她的闲话,她在班上变成了孤家寡人,她曾经对妈妈说,她是个孤独的人,没有真正的朋友。
 
卓娅同班同学别洛贡(В. Белокунь)在他的个人回忆录中,谈到了卓娅的种种病态表现:“与同班同学的隔阂及团小组长的落选,严重伤害了卓娅的自尊心。她开始变得精神恍惚,孤僻和不爱与人交往。到了7年级,她在同学眼里变成了怪人。卓娅整天沉默不语,班上同学猜测纷纷,她的眼睛里充满了沉思的迷雾,间或也飘过绝望的云朵。时间一长,大家觉得卓娅更不可思议了。弟弟舒拉也知道卓娅有病,他曾告诉卓娅的同学,希望大家善待卓娅。那时,班上的同学都觉得愧疚,认为卓娅生病是他们造成的。”(见《莫斯科前线》第570页)
 
1939年元旦,卓娅的同班同学送给她一张贺卡,上面的新年贺词现在读来依旧耐人寻味:“亲爱的卓娅,别对人那么苛刻。别把一切放在心上。你知道吗,人都是自私自利,阿谀奉承,不真诚和不可信赖的。所以,他们说的话你别在意。这就是我给你的新年贺词。”
 
卓娅看到贺卡后,说了一句:“人要是都这样,那还活着干嘛?”(见斯莫杰米扬斯卡娅文集,第122页)不过,卓娅很快就发现,其实贺卡上写的句句都是实话。
 
1991年,苏联哈萨克斯坦裔作家若夫吉斯(Александр Жовтис)在《论据与事实》(Аргументы и факты)发表文章《确认规范的说法》(Уточнения к канонической версии)一文中证实,卓娅上中学时,精神症已经严重到需入院治疗的地步,这个提法,在苏联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当然,卓娅的精神分裂症之说也遭到质疑。作家阿拉普金娜(Надежда Арабкина)于2006年5月9日在《莫斯科共青团报》(Московский комсомолец)发表《卓娅的十字架之路》(Крестный путь Зои)一文,他指出,战后,卓娅所在的9903游击队幸存者,找遍莫斯科所有精神病院的档案,也没有发现卓娅的精神症治疗病例,以及给她做诊断的大夫的姓名。
 
卓娅入住精神病院与邂逅作家盖达尔
 
1940年,对卓娅来说,是雪上加霜的一年,她的精神症尚未痊愈,又得了脑膜炎。1942年2月,卓娅妈妈回忆说:“卓娅从9年级升10年级的时候,患上了严重的脑膜炎。医生一开始觉得,卓娅痊愈,希望渺茫,所幸给她治病的是苏联著名专家马尔古利斯教授,他救了卓娅一命。卓娅在医院忍受了脑脊髓针的治疗,她是一个很能忍受的人。”
 
就在这一年,卓娅在治病与疗养期间,结识了她仰慕的苏联儿童作家盖达尔(Аркадий Гайдар)。盖达尔那时早已经蜚声文坛,他的小说《学校》(Школа,1930)、《鼓手的命运》(Судьба барабанщика,1938)、《丘克与盖克》(Чук и Гек,1939)等作品不仅在苏联家喻户晓,五十年代也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
 
在俄罗斯有关卓娅的争论中,卓娅与盖达尔相识的时间异议,而相识的地点却说法不一。有一种说法是,卓娅在脑膜炎治愈后,被送往莫斯科索科尔尼基神经病疗养院(санатория по нервным болезням в Сокольниках,《莫斯科前线》,第573页中),并在那里结识作家盖达尔。注意,这里提到的不是精神病疗养院。第二种说法,即根据莫斯科卓娅纪念馆档案记载, “1939年,卓娅被送往莫斯科坎努什金第3精神病院(Психбольница № 3 им. Ганнушкина г. Москвы)住院治疗,并结识了作家盖达尔。据该医院的档案记载,卓娅的精神症,经过治疗后大有起色,她遂要求出院,并于1941年办理了出院手续。”所以,卓娅到底住什么医院,学界依旧说法各异。第三种说法,1991年,作家若夫吉斯在《论据与事实》周刊第38期上撰文称,卓娅在莫斯科卡先科医院(Больница им. Кащенко)儿科部住院治疗精神症。苏联麦尔尼科夫儿童精神病科研教学中心(Научно-методический центрдетской психиатрии А. Мельникова)主任医生尤里耶夫(С. Юрьев)和卡斯麦尔松(Н. Касмельсон)证明,在卫国战争爆发前的1938-1939年,确实有一个名叫卓娅的14岁莫斯科女孩,前来中心接受精神症检查。当时他们怀疑卓娅患有精神分裂症。战后,苏联内务部秘密警察奉命前来中心拿走了卓娅的病历。
 
再说,卓娅住院其间,与作家盖达尔过从甚密,在卓娅妈妈的回忆录中也有表述:“我每次来看她(指卓娅),都看见他俩一起在花园里……盖达尔和卓娅交上了朋友:他们一起滑冰、滑雪,一起在晚会上唱歌和谈论读过的书。卓娅给他朗诵自己喜欢的诗歌。盖达尔告诉我,卓娅出色地朗诵了歌德的诗歌。”
 
为什么作家盖达尔住在精神病院里面呢?据精神病院档案记载,盖达尔曾在俄国叶尼塞省参加过内战,他目睹了太多的杀戮和血腥,精神受刺激而患病。他发病时行为怪异,喉咙痉挛,头痛欲裂,精神恍惚,痛哭流涕,他便希望在酒精中得到解脱,以至于后来嗜酒如命。他与卓娅在医院相识的时候,正在治疗他的酒精性精神障碍症。
 
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莫斯科市档案联合基金会科研与出版中心副主任戈林诺夫(Михаил Горинов)在《俄罗斯从古代到20世纪史》(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конца XX века)一书中也提到,卓娅1940年冬季,因患脑膜炎而入住索科尔尼基神经病疗养院(санатория по нервным болезням в Сокольниках),并在那里结识了作家盖达尔。
 
再说,年仅十七岁的卓娅在住院期间,痴迷地倾听盖达尔讲述俄国内战故事,这激起了她对革命战争的憧憬,对暴力主义的崇拜和为理想牺牲的渴望。卓娅在住院期间的一篇作文中写道:“与盖达尔的见面,坚定了我的爱国主义信念。”
 
有一次,卓娅妈妈接她回家,卓娅对妈妈说:“妈妈,你知道吗,我昨天问盖达尔一个问题,什么叫幸福。我问的是那种人们共有的大幸福观。他想了想说,这种幸福当然有,真正的人为它生,也为它死。但是他说,这种幸福不会很快来临。我说,只要会来就好呀!他说,一定会来!”
 
卓娅和盖达尔分别的时候,盖达尔将自己的小说《丘克与盖克》送给卓娅作纪念,这本书卓娅最喜欢,盖达尔还在扉页上题词,他写道:“什么是幸福,每个人的理解不同。但是所有人都知道,并懂得,要诚实生活,努力劳动和深爱与珍惜这片广袤的大地,它被称作苏维埃国家!” (见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文集,第122页)
 
就在卓娅与盖达尔分别不久,1941年6月22日,卫国战争爆发。1941年10月26日,盖达尔参加红军游击队,在乌克兰乌曼-基辅地区的一次战斗中阵亡。1个多月之后,即1941年11月29日,盖达尔的小病友卓娅,也在莫斯科郊外参加破袭行动时被俘遇难。他俩都把生命奉献给了那个被称作苏维埃的国家。
 
卓娅1941年3月4日出院,她的出院证明上写道:“根据健康状况,患者可复课。但应避免疲倦和负载过大。”(见《莫斯科前线》第642页)那时,距毕业考试不到3个月了,卓娅拼命补课,因为她不想留级,好在班上同学对她返校很欢迎。卓娅返校后对妈妈说:“我在学校受到礼遇,甚至有人表现特别好,小心翼翼地待我。好像我病好以后变成了玻璃人,一碰就碎似的。是的,我确实很开心,他们很高兴看见我。”(见斯莫杰米扬斯卡娅文集,第131页)
 
卓娅还花了很大气力补习功课,像发病之前一样,她考试取得了良好成绩。1941年6月14日年级主任给她的评语,直到现在还在保留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上面写道:“成绩中等,纪律良好。病前学习好。落课之后艰难地赶上了其他同学。需要个别对待。”卓娅的文学课成绩一直很优秀。同班同学别洛贡在回忆录中说:“她的作文一如既往地,独特的状物和描写非常出色。很显然,她写作的素材经过了深思熟虑,在千篇一律的作文中独领风骚,她的得分总是‘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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