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17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在柏林近郊波茨坦举行会议，会议期间发表对日最后通牒。8月8日晚， 苏联根据雅尔塔会议精神，宣布从次日起对日本宣战, 8月9日，苏联红军发动八月风暴行动，150万大军在中国东北、朝鲜北部、北方四岛和南库页岛与日军作战，战斗重点地区为日军占领的中国满洲（东北地区）。当地关东军主要兵力约计120万，苏军突击迅猛，日军不抵，8万多人被歼灭，64万人被俘，天皇于8月14日被迫宣告投降。

 

1945年8月23日，奉苏联国防委员会之命，红军押解60余万日本战俘（以下简称日俘）至苏联30多个地区进行强制劳动，这些地区包括伯力、滨海、阿尔泰、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疆区，以及伊尔库茨克、赤塔、阿穆尔州、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等地区，还有苏联中亚地区，主要是哈萨克、乌兹别克和土库曼加盟共和国共和国。还有些日俘被押解至苏联欧洲部分的格鲁吉亚、乌克兰以及俄罗斯联邦加盟共和国南部的坦波夫州等地区。1945年8月，苏联开设了第一个日军战俘营，起因是，8月10日，苏联一架轰炸机，袭击了日本的一艘海上船载游动蟹肉加工厂，随后这条船上的371名工人，被苏军当作日本战俘押解至楚科奇（Камчатка）关押。

 

红军押解50万日俘，从中国东北等地回国，苏联举国上下一片惊诧。因为，当时所有苏联人对红军期望颇高，他们认为，150万苏联红军不仅要一举击溃关东军，更要以解放者的身份，挥师进军日本本土，对其实施长期占领。但是苏联人错估了局势，8月9日，美军先行一步，占领日本，美国新任总统杜鲁门更是绞尽脑汁，阻止斯大林干涉日本战后的政治抉择。

 

苏联从1946年开始遣返日俘，至1950年4月结束，共计遣返50余万人，1956年10月19日，苏日签订停战联合声明，12月23日，最后一批被特赦的1025名日俘，从苏联哈霍德卡港口登船离开，标志着日俘结束在苏联的强制劳动。总体上说日俘的命运，与其国家战俘相比不算最坏。1945年战争结束时，日军在中国有300万战俘，他们基本上当年即被遣返日本，至1947年，从世界各地返回家乡的日俘已达600万人之多。60万关东军战俘被押往苏联做苦役，是苏共战后的有意策划，斯大林利用日俘遵守纪律、吃苦耐劳和工作敬业的优势，强迫他们无偿为苏联战后经济恢复出力。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解密资料承认，共计7万余名日俘死于苏联各地的集中营。他们的死因，主要是因为在恶劣的气候和温饱不足的条件下，从事极为繁重的体力劳动。特别是那些参加修建远东大铁路和开采煤矿的日俘，他们的生活更为凄惨。1946年冬季，总共有55000名日本战俘死去（见《学习时报》 2011年1月24日，第九版， 徐元宫所著《日本战俘为战后苏联经济发展做出了怎样的》）。1990年以前，苏联政府从未向日方提交过死难者名单，更不允许死难者家属前来寻觅和祭悼亡灵。日俘坟冢遍布全苏联700多处，历经岁月，几乎毁坏殆尽，痕迹全无。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向日本递交了7万名死亡日俘名单，有名有姓的仅4万人。再以后，日俘家属被允许到俄罗斯寻找和祭扫亲人的墓地。截至目前，死亡日俘的1万具骨灰已经有俄罗斯移交日方。但是，生还的日俘，并未收到苏联政府的集中营劳动证明书，更有人在集中营强劳期间，因故被扣上“从事颠覆苏维埃活动”的罪名被枪毙或被失踪。有些日俘回国后撰写回忆录中，描写凶神恶煞的红军看守和集中营的恐怖生活。

 

苏联解体之后，俄日之间就当年日俘问题的争论日渐尖锐。问题的焦点在于，日方指责苏联领袖斯大林，1945年粗暴践踏《波茨坦公告》，在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违背公告之第九款规定，即“日本军队在完全解除武装以后，将被允许返其家乡，得有和平及生产生活之机会”，强行将60万日本战俘押往苏联强制劳动。

 

其实，之所以发生押解日俘去苏联事件，有一定背景。当时，由于一系列政治因素，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苏日两国并未签署和平协议，而是一直拖到1956年10月19日，苏日才签订停战联合声明。这就意味着，其实苏日两国直到1956年才真正结束战争状态，开始恢复两国外交关系。那么1945年至1956年这10年多年时间里，苏日到底该如何界定国家关系？那些被强行押解到苏联强制劳动的日俘，始终不承认他们是战俘，而强调他们是自愿放下武器，暂时被苏联羁押的外国军人；而苏联则强调，1945年8月，日军向苏军投降，即可认定他们是苏联战俘，将他们押解到苏联战俘营改造，完全符合国际处理战俘的相关措施。更何况，苏日之间从未签署停战协议，苏联可以认为苏日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当时日本战俘一旦返国，难保不对苏联重新构成威胁。

 

1990年，日本就苏联1945-1956年拘留日本被俘军人，并在恶劣生存状态和医疗无保证的情况下，强制他们在苏联从事繁重和危险的体力劳动和施以虐待一事，首次公开对苏提出索赔，要求苏联政府对日本受难者给予经济补偿，并查明死难者的安葬地点。苏联解体之后，俄日民间机构继续就“强制拘押”问题，在莫斯科开设公开论坛，进行学术讨论，推动这一问题的民间解决进程。俄方的参与机构，是俄罗斯日本学者基里琴科（Алексей Кириченко）所创建的民间组织“相互理解”（Взаимопонимание），日方是以议员青木安三为代表的“全日被强制拘留者协会”。目前，在俄日民间的推动下，战后日军官兵被押解苏联强制劳动的问题，已经上升至国际司法的高度得以审视，并正在谋求合理的解决方式。

 

总之，二战已经结束70周年，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应是全人类最重要的共识。俄罗斯民间组织“相互理解”主席基里琴科说，俄日“强制拘押”学术研讨会，通过了致两国领导人的公开信，呼吁政府和人民共同努力，解决二战所遗留的所有未决问题。特别是日本方面，应承认侵略历史，汲取战争教训，对最终解决日本被俘军人强制拘留问题，将很有帮助。俄罗斯方面，还将继续检讨斯大林主义的罪责与错误，尽快为苏联时期判处的所谓战犯，以及在劳改营里被当作反苏分子枪毙的日俘平反，这些，才是对二战胜利的意义最真切的理解，和对战争逝者最切实的追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