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俄罗斯公开了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审讯巴别尔的记录。巴别尔在法庭上说，他在三十年代的最后几年，一直埋头新书的写作，并在1938年底完成了书稿，根本没有时间和经历从事间谍行为，最后，他还请求法庭给他时间，让他将新书写完。苏联著名作家爱伦堡（Илья Эренбург）曾到狱中探望过巴别尔，问他道：“你为何要接近叶若夫夫妇，用生命为代价去冒险，跟死亡做游戏呢？”巴别尔莞尔道：“我只想解开一个谜。”

 

巴别尔所说的这个谜，还与他的写作分不开。那时他已经彻底放弃了短篇小说，上面提过，他最后所写的长篇小说是《罗斯托夫的秘密警察》。而写秘密警察，不仅仅要保持一份好奇心，更要与他们接近，甚至亲近，也许这就是巴别尔想解开谜底，而去做的冒险。巴别尔为了这次冒险，宁愿以生命为代价，苏联老作家伊斯坎德尔说，巴别尔原本可以避开牢狱之灾，更不必惨遭死刑。一九三五年，他曾随苏联代表团前往法国参加“世界保卫文化与和平大会”，原本斯大林不同意他出国，但是大会主席团点名要见巴别尔和帕斯捷尔纳克（Борис Пастернак），斯大林无奈，为了维护苏联的面子，被迫同意他们两人前往，此事本身已经说明了苏联队巴别尔的危险态度，而巴别尔去了巴黎之后，本也有理由滞留欧洲不归，因为他母亲和姐姐那时已经在比利时定居，前妻和女儿则住在巴黎。母亲和姐姐那时确实提出想让巴别尔留下的请求，何况那时巴别尔已经红遍欧洲，法国作家罗马·罗兰（Romain Rolland） 亨利·巴尔比斯（Henri Barbusse）和德国作家托马斯·曼（ThomasMann），都极其欣赏巴别尔，假如巴别尔开口，他们也都会帮助他移民欧洲。但是，巴别尔最终也没有开口，他知道移民欧洲的费用是个天价，他和妻子彼洛什科娃根本负担不起。

 

一九三五年，巴别尔在巴黎开完会返回莫斯科，继续在《苏联建设》等媒体撰文，他还做了一期纪念高尔基专刊，歌颂他的文学教父。然而，时隔一年，一九三六年，高尔基病逝，巴别尔失去了保护神，他心中隐约感到，一场风暴迟早将临，他终在劫难逃。那时，叶若夫家的文化沙龙正红红火火，名人聚集，巴别尔与叶甫盖尼娅的交往更为频繁，他们不仅在家里，甚至在野外幽会，直到有一天，斯大林突然闯入了叶若夫家的名人沙龙，事情才急转直下。

 

叶若夫的同时代人说，斯大林偶尔自驾车送叶若夫回家，那天，斯大林驾到之时，叶若夫家正歌舞升平，斯大林没有打断名人的雅兴，甚至与大家握手相识，叶甫盖尼娅的美貌也比博得斯大林的赞美，他称叶甫盖尼娅是“红发天使”。有历史学家推断，说斯大林之所以微服私访，也是因为垂爱叶甫盖尼娅。假设如此，叶若夫家的文化沙龙的性质就愈加复杂了。不过，大多数人相信，巴别尔接近叶若夫家，主要是为了寻找可靠的保护伞，他忘记了一点，苏联时代的政客，哪个不是靠告密起家靠牺牲别人保全自己的？比如，叶若夫的前任亚果达（Генрих Ягода）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曾担任内务人民委员会党中央书记，他在任期间，经斯大林授意公审并枪决了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等老布尔什维克，后自己也被指控为苏联人民公敌、纳粹德国间谍、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和阴谋篡权者，卷入了反苏同盟大案，结果被送上法庭，定罪枪决。叶若夫每每想起他，便浑身战栗，寝食难安。他意识到生命将尽，遂于一九三九年九月，与叶甫盖尼娅离婚，并约定永不相见。叶若夫离异后，安排叶甫盖尼娅去南方度假，叶甫盖尼娅在那里精神崩溃，服下安眠药（苯巴比妥）自杀身亡，叶若夫连她的葬礼都没有参加。即便如此，叶若夫也没有逃过一劫，他于一九三九年被捕，根据叶若夫临死前的审讯记录，他供认巴别尔和其他文化名人是外国间谍。一九四零年，叶若夫被执行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