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提及的马克斯•克劳森，非等闲之辈，他是佐尔格上海间谍网的骨干成员，与佐尔格不仅与佐尔格是德国同乡，也是德共同党，更同属苏联红军总参谋部第四侦察局侦察员，然而，他们的关系实际上很糟糕，容当后叙。

克劳森1928年加入第四侦察局，当年即被派往上海工作，担任佐尔格的前任古列维奇的报务员。1939年，佐尔格到了上海之后，还曾派克劳森担任苏俄间谍网广州主管，后又去沈阳工作。1935年夏天，苏俄红色间谍克劳森和安娜夫妇，被派往日本东京与佐尔格汇合，他们夫妇的工作重点，是尽量阻止苏日之间爆发冲突。1941年10月克劳森和安娜夫妇在东京，与佐尔格的间谍网成员一同被捕，克劳森被判终生监禁，其夫人获刑7年，1946年，他们被美军从日本监狱救出后，取道苏联返回德国。

却说20世纪30年代初，克劳森作为苏俄间谍在中国期间，按照格鲁乌的部署和佐尔格的要求，以车库机械师为掩护身份，用短波电台与苏联电台保持联系，联络暗语是“威斯巴登”。克劳森根据经验判断，苏联电台的位置为海参崴附近。就在佐尔格大张旗鼓地在中国铺设苏俄间谍网的时候，克劳森也受命在全国架设电台网，他先后在上海、广州和沈阳等地建立了密码电台，与佐尔格配合向苏联传输情报，外界看俩人关系甚好，可克劳森有次酒后吐真言，说他很讨厌自己的上司佐尔格，因为他在工作中对部下极为傲慢和狂妄，常把克劳森当马仔一样呼来喝去，克劳森的自尊心受到很大伤害，他日久生怨，久怨成恨，克劳森被捕后，面对日本秘密警察的审讯，他没少出卖佐尔格，也许这就是他身陷囹圄而大难不死的秘密吧。

1932年秋季，佐尔格在中国完成了苏联间谍网布设，年底，他按照格鲁乌的命令，返回苏联，得到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格鲁乌主管的高度赞扬，他们说，佐尔格在上海的间谍活动，在俄国间谍史上写下了辉煌一页。不过，这期间，远东的局势已愈演愈烈，日军染指中国满洲，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影响力，将被日本取而代之。接着，日军陈兵中苏边界，苏联感到，20世纪初期日俄战争那未熄灭的暗火再燃，苏日大战一触即发，在这一关头，格鲁乌决定派遣佐尔格前往日本开战谍报工作。

1933年，希特勒掌权之后，苏德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格鲁乌有要求佐尔格不仅需获取日本情报，也需要德国情报，所以，佐尔格的日本之行就变得更加意义重大。格鲁乌要求他成为一柄直插日本核心部门的探针，随时把握日本高层的对苏方针与战略的变化，并通过相关部门报告斯大林。格鲁乌为了他的安全，还为佐尔格规定了三不准，即：不联系日共组织；不配备俄裔或日裔助理（实际上佐尔格那时已安排尾崎秀实）；尽量减少与苏联驻东京使馆的联系。格鲁乌还命令佐尔格，在日本使用真姓名和继续使用德国记者身份作掩护。

1933年9月，佐尔格先在美国和加拿大小住，他在加利福尼亚会见了美国共产党间谍机构的负责人，还娶了一位美国女人为妻，后乘加拿大游轮前往日本横滨。那时他的公开身份是《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和一份科技报纸（Technische Rundschau）驻东京记者。他还想方设法加入了德国纳粹党，这个身份对他在日本从事间谍活动，起到了极好的掩护作用。尽管如此，宪兵队和特高课的人，还是连续数星期对佐尔格进行跟踪，但他们并未惊扰他。佐尔格初来乍到，一方面，他极力在报刊上发稿，巩固自己的记者身份，另一方面，他利用自己纳粹党党员的身份，与德国驻日本使馆的人员建立了良好关系，并在他们的帮助下，很快即成为驻东京著名外国政论记者。

格鲁乌还在人少方面为佐尔格创造了条件，如他们先于佐尔格，将南斯拉夫籍苏共党员的勃兰科•伏开利克（Бранко де Вукелич）等人，先行以记者身份派遣东京接应佐尔格，除此之外，佐尔格身边的骨干分子，还有美共党员日本人宫木佑德、《朝日新闻》记者尾崎秀实以及前面提及的苏联红军总参谋部第四侦察局侦察员克劳森等人，这个小组人数逐渐增多，形成东京国际间谍组织，据悉，至1941年前后，最终竟发展至39人之多。

佐尔格见时机已到，便利用一次家庭酒会之机，将小组骨干成员招到身边，传达了莫斯科的具体任务，希望组员们按计划从速收集情报：第一、日本是否欲从中国满洲进攻苏联远东地区；第二，日军陆军兵力与飞机数量，日军是否会对苏联实施陆空协同作战；第三，希特勒掌权之后，德日关系进展程度；第四，日本对华政策走向；第五，日本对英美政策走向；第六，日本军方高层对国家决定对外政策起何作用；第七，日本重工业向军工生产转向的程度如何。这些情报要点，一直是佐尔格及其间谍小组，在日活动期间的主要工作目标。

却说，佐尔格在日本首都东京组织了苏联间谍网，其骨干成员各有分工，如伏开利克负责与英法籍人士接触，因为他这方面经验丰富。尾崎秀实专攻日本对外军事政策，与日本高层往来，因为他的同学已经身居政界高位。宫木佑德按计划与日本军界人士交朋友，主要弄清日军实力。佐尔格命令间谍网成员之间不得相互联系，一切均通过他亲自部署。他本人的任务，即要尽快结识东京的德日名流和政要，并跻身其中。

佐尔格决定先从纳粹德国驻日本使馆下手。他与大使特赫伯特•冯•德克森（Eduard Willy Kurt Herbert von Dirksen）同为希特勒纳粹党党员，经过接触，很快博得信任，他们的关系很快升温，德克森大使还将德国驻日武官奥特上校（Eugen Ott）介绍给佐尔格，在他们的交往中，自然产生了重要情报，佐尔格在这期间多次用微缩胶卷向莫斯科递送情报，他告知斯大林，日军不会向苏联远东发动进攻。佐尔格偶尔还在秘密警察布控松懈时，亲自飞到上海，与格鲁乌派来的交通员接头。

佐尔格自身最大的弱点之一，就是好色，德国历史学者说，女人与他的关系，犹如飞蛾与火。佐尔格有次出差去上海，在酒店的阳台上，结识了一位美国少女，他全然不顾身份与工作，便将其带到东京，作为情妇包养了三个月。最不可意思的是，佐尔格在东京期间，甚至冒着自己的间谍网崩溃的危险，与同事伏开利的丹麦裔女人搞起了地下恋，这段不伦浪漫史持续了整整三个月。佐尔格在海外工作期间，与他有染的各国女性多达40余人，连秘密跟踪他的日本秘密警察都很惊讶。佐尔格曾说，泡妞与间谍职业不矛盾，男人的花花公子范儿，是间谍极好的掩护。但当最后一位女人，即石井花子出卖佐尔格的时候，他才明白，苏联间谍东京折戟，都是人性弱点在作祟。

1935年春，佐尔格奉命返回莫斯科述职，为避免德国纳粹秘密警察怀疑，他取道美国和西欧回到莫斯科。那时，乌里茨基（Семен Урицкий，1895-1938）取代了别尔津，成为苏联红军第四侦察局主管，即他的顶头上司。乌里茨基对佐尔格情报工作非常了解，他告诉佐尔格，苏共中央高度评价佐尔格领导的东京间谍小组，鉴于苏日和苏德关系极其微妙，并有最终恶化和走向战争的可能性，格鲁乌需要佐尔格小组在日继续工作。佐尔格还应邀参加苏共中央会议，他作为格鲁乌远东侦查员，在会上讲述远东时局，深得同行赞赏，斯大林亲自参会并接见了他。

佐尔格在两周后返回东京。1936年2月26日，日本发生“2•26”事件，1400多名官兵发动政变，占领政府机关，袭击高官住宅，杀死内阁大臣多人，兵谏陆军大臣提出，要求成立“军人政府”，实行法西斯独裁。事件之后，日本组成了以法西斯军阀为核心的广田弘毅内阁，加快了日本发动战争的步伐。

日本首相近卫文麿（Konoe Fumimaro，1891-1945），从1937年开始，在日本积极推行法西斯主义统治，与德、意签订《三国轴心协定》，发动全面侵略中国和亚洲的战争。佐尔格手下的尾崎秀实，成功地打入日本政府高层，他组织的东京早餐会，出席者不仅包括近卫文麿的秘书，甚至连近卫文麿本人有时也会到场。尾崎秀实是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他以自己对中国局势的缜密分析作交换，获得近卫文麿特许，可在政府办公大楼内阅览相关秘密文件，条件是不得带走和复制。尾崎秀实口头答应，实则他将一些文件偷偷拿到伏开利家，翻拍和翻译后交给了佐尔格。

尾崎秀实所获得的，是一份石破天惊的情报：第一、日本近期不拟进攻苏联；第二、日本在十个月之内完成对中国的军事占领。莫斯科收报后极为震惊，斯大林认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非同小可，遂亲命佐尔格证实。不久，佐尔格小组成员宫木佑德获得情报，日军总参谋部负责制作模型的大佐说，日本空军已开始制作大比例尺的中国地形模型，为日本制定空袭中国计划做准备。德国驻日武官奥特上校也告诉佐尔格，德国已经获悉日本拟对华开战，已奉命召回南京军事顾问团。佐尔格及时将这些重要情报发往了苏联。

那段时间，是佐尔格给苏联发报数量最多的时候。据俄国历史学者研究，佐尔格所提供的日本政治及军事情报，成为影响当时苏共对远东决策的重要依据。不久，佐尔格再次电告莫斯科，确认日本侵华战争即将爆发。1936年底，斯大林根据他的情报，命令苏联红军远东集群人员补充至300万人，并配备重型军事装备，谨防日本借侵华之际，突袭苏联远东。

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以后，佐尔格奉命搜集日军在华情报，其手下伏开利作为日军特许记者团团员，随行参与战争报道，还特许前往中国前线采访。佐尔格本人也在东京特务机构交上了朋友，不少被日军封锁的重要情报源源不断地被发往莫斯科。此外，由于佐尔格以往对德国驻东京大使馆，在方面提供了海量的信息支持，他不仅获得德克森大使和武官奥特上校的信任，而且连纳粹盖世太保驻日本总代表海德里希（Reinhard Tristan Eugen Heydrich 1904-1942），也将佐尔格误判为德国间谍。

德克森患病离职，奥特上校继任德国大使，他立即邀请佐尔格做了大使助理，这样，佐尔格有了更多的掌握一手情报的条件，他所提供的情报也更加精准，成为斯大林制定重大外交战略的依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根据佐尔格的情报，1939年8月23日,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与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普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至此，佐尔格的威望和成也达到了巅峰，他不仅是格鲁乌驻东京间谍网负责人，还是德国驻日本大使最信任的情报顾问，1939年9月，佐尔格应邀出任德国驻日本使馆新闻参赞，其同事尾崎秀实也成为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办公厅的密友和顾问。

自从佐尔格在东京组建间谍小组以来，报务员克劳森已经向苏联发报千余份。随着国际关系日趋复杂，日本宪兵队和秘密警察对国内电台管控也越来越严。不久，日本人终于发现，有一部电台与西伯利亚方向互动频繁，其所发出的报文，每组由五位数字组成，日本技术侦察部门断定，这是一部苏联间谍电台，并决定予以破获。一日，东京军事侦察机构的大阪大佐前来德国驻日使馆求见，希望德国为日本提供先进的无线电技术侦察设备，佐尔格马上便得到了这个情报。

佐尔格立即命令克劳森连夜转移电台，他们先将电台转移至距东京几十公里外的海滨，又花了1000美元租下了一条大渔船，佐尔格让船夫开船，渔夫恐惧，拒绝驾船，佐尔格只得边摸索边驾驶，亲自驾船驶向大海。克劳森下到底舱，继续通过电台向苏联发送情报。后来，佐尔格干脆将这艘船改造成私人游艇，他时常在甲板上宴请日本政要，船舱内克劳森在紧张地发报。不久，德国无线电技术侦察设备运抵日本，东京军事侦察机构利用它探测出佐尔格电台的位置，尽管克劳森曾更改过电台坐标，但却为时已晚。

1941年5月12日晚，佐尔格邀请德日高层乘船出海漫游，他们在甲板上狂喝豪饮之际，密舱内的克劳森，向莫斯科发出了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情报：6月20日，德国将以120个师的兵力进攻苏联，日本不拟参与德国进攻苏联的行动。与此同时，大阪也准确地定位了佐尔格的海上电台。日本高层下令限时摧毁苏联间谍电台，大阪以命相赌，发誓完成任务。他根据特高课的情报，判定佐尔格、克劳森和伏开利克是苏联情报员，而对尾崎秀和宫木佑德，虽有怀疑，却无确凿证据。

不久，大阪大佐与德国盖世太保驻东京代表梅辛格（Josef Albert Meisinger，1899-1947）商讨与佐尔格见面。一天傍晚，正当佐尔格在富士酒馆喝酒时，梅辛格和大阪大佐不期而至，他们在一起交杯换盏，大谈女人，佐尔格酒后真言，讲得眉飞色舞，大阪却听得用心，酒席未散，大阪针对佐尔格的美人计已悄然设计完成。他告诉佐尔格，日本最漂亮的女人就是歌舞伎，不一会，一位姑娘登台表演，尽管她戴着面具，但身材娉婷婀娜，令佐尔格心动。大佐当即告诉佐尔格姑娘的名字，她叫石井花子（1911–2000），是富豪之女，由于特殊原因才出来做歌舞伎。佐尔格当即表示愿意认识，他那里知道，石井花子是特高课反间人员，大阪给她的任务，就是勾引佐尔格。佐尔格对石井花子的满腔激情，三个月里，他每晚必去酒吧看她表演，而石井花子却很矜持，并不主动接触佐尔格，实为欲擒故纵。有一天晚上，石井花子发现佐尔格突然不见踪影，立即四处搜寻，最后，石井花子看见潇洒英俊的佐尔格，正在她的化妆间等待她卸妆，石井花子一时间真情难抑，第一次在佐尔格面前摘掉面具，露出了美丽容颜，与佐尔格拥吻在一起……

1941年9月，佐尔格的间谍小组有了麻烦，宫木佑德被一个女人出卖，东京军事侦察机构顺藤摸瓜，找到了佐尔格间谍小组的脉络，导致克劳森、伏开利克和尾崎秀实全部暴露。尽管佐尔格对特高课的监视有察觉，弹他的工作并未停止。1941年10月，他再次向苏联发报，报告即日本关东军不会进攻苏联远东，使得斯大林放心地抽调兵力去守卫岌岌可危的莫斯科。佐尔格还报告了日军在东南亚以及太平洋地区对美国军事企图。这是佐尔格最得力的骨干尾崎秀实最后的贡献，他的获得情报显示，日本将在当年11月7日进攻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所在地夏威夷珍珠港。历史证明，他的情报极为准确，仅在时间上误差一个月。

这是佐尔格给斯大林的最后情报。不久，克劳森心脏病发作无法工作，宫木佑德突然失踪。10月14日，尾崎秀实提醒佐尔格警惕身边的密探和便衣警察，随后失踪。15日，佐尔格鉴于间谍小组任务已经完成，东京工作环境恶化，他与克劳森商量后决定，他们两周后向莫斯科申请解散工作组，撤离东京。

17日晚，佐尔格前往富士酒吧，接石井花子去他海边的住所。此前，石井花子已经接到特高课指示，严密监视佐尔格，随时报告动向。石井花子让酒吧侍者给佐尔格暗中递纸条，通知尾崎秀实已遭逮捕。佐尔格开车载着石井花子前往海滨寓所的路上，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其一，他没有酒吧侍者给他的纸条，而是随意仍在路边；其二，他在半路放松警惕，让石井花子给家人打电话，实际上，石井花子是给特高课打了电话。

日本特高课特工立即尾随而至，捡走了佐尔格扔掉的纸条，这成为他被捕的重要证据之一。翌日清晨，佐尔格与石井花子还在熟睡，大阪率领一群武装特工破门而入，大阪给睡眼惺忪的佐尔格出示了他昨天丢弃的纸条，这位叱咤风云的远东一号间谍，他终于明白，格鲁乌间谍小组已经走到尽头。佐尔格没做任何反抗，相反他与大阪握了握手，看都没看一眼床上的石井花子，一言不发，头也不回地走出屋去。当日清晨，克劳森和伏开利克也相继被捕。

左格尔被捕后，日本和德国均很震惊，在日本，众所周知首相近卫文麿与尾崎秀实关系甚笃，出事翌日，近卫文麿即遭贬斥，东条英机(HidekiTojo)于10月18日取而代之，出任日本首相。德国使馆的奥特和梅辛格，都试图掩盖与佐尔格的关系，以推卸自己的责任。结果，奥特被革职，梅辛格勉强保住了职位，却没有逃脱1945年的战犯审判，被判处绞刑。

佐尔格及其间谍小组成员，于1941年10月中旬陆续被捕，日本官方出于反间需要命令媒体噤声，直到1942年5月，一些涉嫌佐尔格案件的外围人员无罪开释后，东京媒体才对事件有所报道。宫木佑德因患严重结核病而免于起诉；伏开利克始终没有招供，被判终生监禁；克劳森虽彻底招供，也获无期徒刑。佐尔格在审讯时，首先强调他是苏联间谍，并详细讲述了自己的间谍史，最后，他像是自言自语地说道：“也许，好色对间谍来说是大忌啊！” 

尾崎秀实也没有回避他的所作所为，他坦陈，他的所作所为，目的就是抗拒日本的国家意识形态。最终，佐尔格和尾崎秀实被东京法院判处死刑，他们不服，遂向日本最高法院提出上诉，1943年春季，他们的上诉被驳回。最终，日本人故意挑选在苏联十月革命节这天处死他们。佐尔格和尾崎秀实在同一绞架被绞死，尾崎秀实在先，佐尔格过了30分钟，紧随其后，临刑前，他用俄语高呼：“红军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