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熟悉的阿列克谢耶维奇-旅俄作家和翻译家孙越的博客-财新网

我所熟悉的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Светлана Алексиевич)，日前来到中国，参加上海、苏州和北京等地的图书博览会及读者交流，之所以用“熟悉”一词，首先是因为1989年我们就在北京师范大学相识，并有过文学方面的交谈。那年她随苏联作家协会代表团访华，北京师大是历届苏联作家代表团必访之地，因为那里曾有一间苏联文学研究所，两国作家和翻译家常相会，可谓鸿儒雅聚。其次，我在与阿列克谢耶维奇相识之前，在《昆仑》杂志特刊上，读过她的长篇小说《战争中没有女性》（У войны не женское лицо），那是老友吕宁思的译作，后来此书出版单行本，被阿列克谢耶维奇称为他们“共同的书”。

阿列克谢耶维奇初期造访北京，中国正值改革开放起步，苏联文学一如既往地影响着我们的阅读和创作，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小说，毫无例外地引起中国文学界的关注。2015年，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很多年轻读者像发现了新大陆，其实，阿列克谢耶维奇早就来过，只不过是在27年之前，那年她41岁。

如今，阿列克谢耶维奇已经68岁，容颜虽改，但思想依旧，头脑依旧如27年前一样清晰，讲话虽轻声细语，但我时时感到她思想火花在迸溅，充满璀璨之光明和滚烫之热力。我借为她做现场翻译的优势，见缝插针地与她叙旧谈天，我告诉她说，记得27年前我们刚见面的时候，她只有一本书译成中文出版，现在她的书几乎本本都有中译本，像《锌皮娃娃兵》（Цинковые мальчики，）《最后的见证者》（Последние свидетели），特别是 “乌托邦之声”五部曲终结篇《二手时间》（Время секонд хэнд）等都已经在中国出版。而且她的书如今中文读者之甚，当年不可同日而语。

阿列克谢耶维奇告诉我，她此行上海和北京，亲眼目睹中国这个拥有最大读者群的国家出版了她的作品，当然由衷感到欣慰，但她指出，中国和苏联最终所选择的路不同，她钦佩中国作家和读者追求真理的精神，这种精神的本质，就是抵制谎言。她告诉我，苏联之死，死于谎言。尽管，在苏联时代，有很多诚实的作家都曾与谎言搏斗，虽说最终未能阻止悲剧的发生，但却写下了不朽的作品。她所师承的导师，是苏联赫赫有名的纪实文学作家阿达莫维奇（Алесь Адамович），她最敬重的人之一，即是闻名遐迩的作家索尔仁尼琴（Александр Солженицын），后者因为详细记录苏联集中营的纪实文学《古拉格群岛》（Архипелаг ГУЛАГ）而获得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

谈到纪实文学，阿列克谢耶维奇可是有太多的话要说。苏联时代曾有人说纪实文学等于新闻报道，而写报道是记者的事，写小说才是作家的事，他们试图用这种庸俗的解释，将非虚构小说拒之文学殿堂之外。所以在苏联时期，纪实文学在一段时间内曾为某些作家所不屑。阿列克谢耶维奇对此也有自己的见解，她在与中国作家格非、梁鸿和张悦然的交流中就提到，纪实文学在20世纪的苏联文学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古拉格群岛》堪称非苏联文学虚构小说的典范。再有，非虚构小说绝非简单意义上的客观报道，而是作家经过提炼和淬火的心灵写作，非虚构作品所反映的，是作者的灵魂，所展现的，是人类的精神世界。

俄罗斯文学讲究传承，阿列克谢耶维奇也不例外，她是俄语作家，所以，她与俄罗斯文学有着天然的、不可分割的精神联系。她说，俄语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前有蒲宁、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后有肖洛霍夫、及布罗茨基，在她之后，未来还会有其他作家获奖，这是文学一脉相承的结果，是俄语的胜利，是俄罗斯文学的骄傲。

27年前，我刚认识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时候，她就告诉我，她正在四处做采访，我记得很清楚，她说：“我透过无数鲜活的讲述，无数深埋多年的欢笑和眼泪，无数无法回避的悲剧，无数杂乱无章的思绪，无数难以控制的激情，看见唯一真实的和不可复制的人类历史，我在写作中逐渐懂得，原来历史就是人类真情实感的汇聚。”27年过去了，阿列克谢耶维奇依旧继续着她的访谈，这种横跨几十年的访谈和写作，需要坚韧的毅力和持久的耐心，她的工作不啻于在编纂一部苏俄红色编年史。她追寻着俄国革命、古拉格群岛、苏德战争、切尔诺贝利爆炸以及震撼世界的苏联解体的脉络，一口气写了5本书，但是不了解苏联历史和文学传统的人，若想理解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这些作品，会有一定难度。比如说她的作品延续了苏联文学中“小人物”的形象，在她的作品中，“小人物”的故事始终贯穿始终，她说：“我的作品就是在为他们所营造世界。”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小人物”犹若历史大漠的一粒尘沙，被风随意地吹来吹去，最终消失得无影无踪，不留一丝痕迹，他们不仅带走了各自生命的秘密，而且在这个世界上，鲜少有人对他们的际遇感兴趣，更甭说著书立说。

只有阿列克谢耶维奇被他们的生活深深吸引，她给我讲了几个真实故事，她说这些亲历至今撞击她的心灵——

有一次，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受访者是一位面庞清癯、身材高挑的瘦老头，这个“小人物”反复述说亲眼目睹过斯大林的过程，这件事对苏俄年青一代恍若传说，而对瘦老头却是整个人生。瘦老头全家在大清洗时代遭遇镇压，妻子在在外出看戏的路上被捕，从此销声匿迹，至今鸟无音讯。瘦老头也被关进了克格勃卢比扬卡监狱，经受了中世纪式的严刑拷打。瘦老头后来被释放送到苏德前线作战，立功受奖后才批准回家，区党委找他谈话说：“你老婆我们找不回来了，但是党证我们现在发还给你！”老头手握党证，泪如泉涌，浑身颤抖，根本不再提及老婆失踪的事情，他对阿列克谢耶维奇反复说：“我觉得太幸福了！太幸福了！” 阿列克谢耶维奇至今也不理解他的幸福感。

阿列克谢耶维奇从小认识认识邻居奥利亚阿姨，她在苏联时代是个十足的美女，长发披肩，嗓音甜美，后来她听说，奥利亚阿姨在肃反时为了保全自己而出卖了亲兄弟，最终兄弟惨死在哈萨克斯坦的集中营里。阿列克谢耶维奇在采访的时候，直截了当地问奥利亚阿姨：“当年你为什么作孽？”已经不再年轻的奥利亚阿姨听罢反问道：“那时候有不作孽的人吗？” 阿列克谢耶维奇又问她：“你那样做是出于自愿吗？”她说：“做那事，我觉得我幸福极了，因为我得到了大家的尊敬和爱戴。” 阿列克谢耶维奇在北京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对我说：“可见，在那个时代，行恶者不仅仅是斯大林，还有苏联千千万万个美丽的奥利亚阿姨，还有你和我。”

阿列克谢耶维奇常常深入白俄罗斯乡村寻找受访者，其中有一群老村妇，她们也是苏联的“小人物”。战争年代，她们家的男人上了前线，庄稼只靠这些女人耕种，夜晚她们孤影残灯，寂寞无聊，就三五成群地聚在村口聊天，聊战争，聊斯大林和苦难的日子，阿列克谢耶维奇问她们那时最怕啥，她们说最怕的就是战争没玩没了。她们看着候鸟秋去春来，可战争却没头没尾。老村妇们说，大炮轰鸣的时候，成千上万的飞鸟坠地死去，飞鸟至死也搞不懂人类为何要自相残杀。后来村妇的村庄被德国人烧毁了，村民也被杀了，后来她们从沼泽地藏身处返回村庄焦黑的废墟上，村妇们说，人怎么能当着牲口的面儿作孽？人在干，牲口在看，人不觉得良心愧疚吗？

阿列克谢耶维奇还曾去过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现场采访，受访者说，作为“小人物”的苏联消防员和抢险队员后来一个个死去，那是因为开始时，苏联隐瞒灾难实情，没人告诉他们是核事故，所以消防员根本没有足够的防辐射装备，有人只穿着雨衣就冲上了抗灾现场，所以他们受到的了致命的辐射伤害。那时，现场医护人员拼命拦着抢险队员的家属，不让她们进入现场，大声喊叫：“你们不能碰他们，不能拥抱，不能接吻，他们现在已经不是你们的亲人，只是放射性污染目标！”再后来，核污染地区方圆30公里的数万居民被迫疏散，永远地离开自己的家园。当局不允许他们随身携带宠物，成群结队的猫狗聚集在撤离的大巴车周边，眼巴巴地看着主人将它们遗弃，车里的人默默无语，不敢直视动物的眼睛。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受访者说，人类有罪，他们出卖了动物，那天车内一片死寂，人们如坐在坟墓之中。

……阿列克谢耶维奇就这样面对着她的受访者，倾听着他们的讲述，那些黑暗中娓娓道来的、絮语绵绵的和撕心裂肺的讲述，这些讲述最终逐渐汇聚成了真实的历史，交响乐一般的历史，阿列克谢耶维奇就这样捕捉着一个个鲜活的瞬间，籍此完美地构成了她作品的艺术的真实。阿列克谢耶维奇说，这些“小人物”的故事要是不讲出来，你就永远无法猜测和揣度，更无法虚构。人的情感稍纵即逝，在当代，这种情感更是消失得飞快，1991年苏联解体，生活翻天覆地，苏联人很快就遗忘了悲剧式的过去，顺理成章地开始了新生活，正因为看到了人们的冷漠和麻木，她才争分夺秒地去追寻人们的情感历史，她说，福楼拜将自己喻为“笔人”，她就是倾听时代之声的“耳朵”。

我想，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足迹遍及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当她坐在城里的咖啡馆或是乡下的柴棚里做实录访谈的时候，其实她听到的所有故事，既是别人的，也是她自己的，她通过倾听别人的故事，最终看懂了自己。

阿列克谢耶维奇对后苏联时代充满了担忧。她告诉我，后苏联时代的人们坠入了历史的陷阱，苏联解体至今已经过去25年，人们终于明白要尽快从陷阱里爬出来，但是没人知道该怎么做，未来一百年也没人知道，所以人们会在陷阱中挣扎很久。总体上说，后苏联时代的人丧失了解体初期的激情和亢奋，精神世界中充满了奴性、冷漠、自私和恐惧，彼此之间甚至相互敌视和仇杀，阿列克谢耶维奇认为，后苏联时代与斯大林主义时期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个时代的人穷奢极欲，比集中营时代更加堕落和凶残。现在整个世界物欲横流，全世界都处在精神世界崩溃的边缘，所有道德上的坚持都成为过去时。俄罗斯、乌克兰及白俄罗斯的寡头，在国家凋敝的时刻，却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阿列克谢耶维奇强调，苏联崩溃，是因为谎言弥漫，而谎言使苏联人失去了未来，而失去了未来的后苏联时代，则变得更加恐怖。阿列克谢耶维奇笔下的主人公，尽管都不愿意活在后苏联的权贵资本主义社会里，但他们已经别无选择。

在阿列克谢耶维奇笔下，后苏联时代背离了契科夫和托尔斯泰精神，远离了俄国文学经典，所以，人民陷入了绝望之地。90年代，俄罗斯人民极为幼稚，误以为苏联解体了，人民就获得了自由解放，读了几本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大家都变成了民主圣人。差矣！今天在苏联的废墟上，思想依然混乱不堪，到处都是苏联病人，人民的精神创伤在俄罗斯延续。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告诉我，今天的俄罗斯人抛弃了精神追求，沦为物质和贪欲的奴仆，而伴随而来的社会道德败坏，邪恶疯长，扼杀了精神自由。她说，如今我们站在国家废墟上，环顾四周，发现所谓的自由，仅仅存在于狂欢的广场，而生活处处是死一般的凋敝。她将自由喻为任性的花朵，说它从来不会无端地随处开放，90年代那朵貌似美丽的自由之花，只绽放在人们的梦想和错觉之中。

基于这种对自由的理解，后苏联时代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觉得自己是失败者，所以向往回归苏联情绪渐起。阿列克谢耶维奇也担心，苏联或许还将还将复活，她说，因为专制是俄罗斯的慢性病，所以它随时可能复发，也许那时，后苏联的家庭客厅里，又会像100年前那样，开始讨论“怎么办”和“谁之过”这些革命的话题了。也许那时，俄罗斯还会幻想和酝酿革命，还会才憧憬斯大林式的铁腕治国，其实，阿列克谢耶维奇现在已经听到了类似的议论。俄罗斯伟大的作家格林（Александр Грин）早在1917年十月革命前就曾说，那时俄罗斯的未来已经偏离。阿列克谢耶维奇说，如今俄罗斯的未来也发生了偏离，所以，她写作也是为了寻找已经偏移了的未来。

我问阿列克谢耶维奇，在她的心目中，苏联到底是个什么国家，她告诉我，苏联是个巨大的实验室，它的任务就是将旧约亚当式的“旧人”，改造成“苏维埃超人”，她说，苏联的改造极为成功，苏联堪称世界唯一成功异化人类的大实验室。她在写作的时候常常思忖，她实际上常与“苏维埃超人”相随相伴，形影不离，犹如至爱亲朋，她觉得，她本人就是“苏维埃超人”，她的父母、兄弟姐妹也都是。

阿列克谢耶维奇通过写作，捕捉苏联实验室的时间与“苏维埃超人”形象，她在捕捉历史，书写苏联家家户户的社会主义史，苏联人民的情感史、生命史，那是一部苏联时代永远的小人物史。阿列克谢耶维奇来自苏联，她告诉我，苏联对英雄和殉道者另有其概念，对生与死的态度与世界不同，因为苏联的价值观也是另类的。阿列克谢耶维奇所采访的对象，都是被生命的秘密震撼过的人，她倾听他们娓娓讲述时候，有时会产生恍惚感，她以为，当人沉湎于爱情或者濒临死亡的时候，从讲得没有讲得如此动听。

对阿列克谢耶维奇来说，阅读是日常生活和写作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她向我推荐阅读当代俄罗斯作家和诗人谢达科娃（Ольга Седакова）的诗作，并建议我将她的诗歌翻译成中文，她还说，谢达科娃的演讲集和采访录也值得一读，因为她是当今世界最具天赋的精神传道者，这样的作家在世界上可谓凤毛麟角。阿列克谢耶维奇外出旅行的时候，随身总是携带苏联格鲁吉亚裔哲学家马马尔达什维利（Мераб Мамардашвили）的作品，他那部论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的文学讲义，对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文学思考极有帮助。阿列克谢耶维奇还推荐德国作者克劳迪娅（Koonz Claudia）的《纳粹的良心》，她说，这本书告诉我们，法西斯主义像春风细雨一般浸淫我们社会，最终变成一种现实存在。

阿列克谢耶维奇告诫我们，抵抗邪恶，是人类未来生活的全部。她认为，邪恶已经渗透和扩散至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已经无法明确地辨认善恶，因为善恶已不再黑白分明，而是全部化为隐性的存在。今天，世界因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恐惧。人们走在世界任何国家的任何一条街道上，都会看见人人拿着一模一样的手机，其实他们心里也深藏着一模一样的恐惧、错觉、诱惑和失落。她甚至怀疑俄国作家契科夫的论断：百年之后天空还将如钻石般澄澈吗，人还会如天神般美丽。不过对未来，阿列克谢耶维奇依旧保持着审慎的乐观，她告诉我，时间虽堕入了黑暗，但是我们依旧可以艰难地存活，因为我们身边还不少善良的面孔，正如她这次在中国所见到的张张笑脸。而这些笑脸，恰是人类未来的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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