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鲁乌（ГРУ）是苏联总参谋部情报局的俄语缩写音译，是苏联武装力量情报系统主要职能部门，成立于1918年11月5日，但是，美国直到二战之后的1945年9月，才初次获得格鲁乌有价值的情报。原来，就在那时，格鲁乌驻加拿大首都渥太华（Ottawa）工作站译电员古津科（Игорь Гузенко）上尉收到莫斯科加急电报，格鲁乌命其速离加拿大，返回莫斯科。他经过一番内心挣扎，决定带全家向加拿大政府申请政治避难。

首先审问苏联译电员古津科的，是加拿大皇家骑警的警官和英国陆军情报六局（SIS）的特工，古津科首先呈上了一份，格鲁乌在加拿大和美国从事获取核武器秘密情报的间谍行动计划，这是古津科从苏联驻渥太华武官扎博京（Николай Заботин）的保险柜里偷来的，原来他早就产生了叛逃的念头，所以一直讲这份绝密文件揣在怀里，就等叛逃的时候，向西方献宝呢。加拿大和英国的情报机构若然如获至宝，他们认为这份绝密文件十分重要。

美国参加古津科情报分析的主要人物，就是大名鼎鼎的情报专家胡佛（Edgar Hoover），他也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第一任局长，他那时的主要任务，就是侦破格鲁乌北美间谍网，将苏联间谍一网打尽。格鲁乌搜集美国原子弹的相关情报，立即通知到了刚刚成立两年的美国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相关人员对古津科进行了多次的审讯，除了探明格鲁乌对美国原子弹的兴趣所在，他们还向古津科提出大量有关格鲁乌本身的问题，这些问题后经加、英、美三国的情报机构进行整编处理，成为西方对格鲁乌的首批研究资料。

话说，二战烽烟才灭，冷战之火又燃。那时苏联与西方的政治、军事对峙加剧，作为秘密战线的间谍彼此博弈愈烈，一张巨大的铁幕将东西方隔离，只有神出鬼没的间谍穿梭其间。说到战后的间谍故事，就不得不提及一个重要的人物，那就是具有美国情报史上的传奇之称的杜勒斯（Allen Welsh Dulles），他是美国的一号间谍，尽管他曾有过重大的战略失误，但仍颇受美国两届总统，即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的重用，成为美国历史上任职最长、影响最大的中情局局长。1951年，杜勒斯作为美国战略情报局（中情局前身）副局长兼该局驻瑞士伯尔尼（Bern）工作站站长，主要工作就是开展对苏联的情报工作。由于杜勒斯工作卓有成效，使美国侦察部门战后成功转型，调转枪口，直指苏联。

1953年，杜勒斯出任中情局局长，成为美国国家侦察机构呼风唤雨式的人物，他的态度和意见连美国总统也不敢忽视。他上任后，强化针对苏联的情报工作，广招研究苏俄方向的贤才，那些曾在苏联工作过，实地经验丰富，俄语流利自如的专家是他的最爱。其中凯兹瓦尔特就是这样一位贤才，他本是俄国人，后来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他便跟随父母出逃西方，进了中情局后工作卓有成效，1953年苏联军事情报局格鲁乌中校波波夫（Петр Попов）叛逃西方，凯兹瓦尔特还成为他的保护人。

且说，格鲁乌中校波波夫，他毛遂自荐要当美国特务，他1923年生于苏联科斯特罗马州（Кострома）一个名叫谢利谢（Селище）小村庄的农民家庭，他婚后育有两个孩子，苏德战争爆发后的1942年，他报名参军上了战场，在战争中他曾出任苏联红军后勤部门的底层军官，战后，他被任命为谢洛夫中将（Иван Серов）的副官。谢洛夫何许人也？他是苏联部长会议下属国家安全委员会（Комите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при Совете Министров СССР）第一任主席（1954-1958），总参谋部总侦察局大将局长（1958-1963）苏联顶级国家安全专家。谢洛夫战后还曾担任苏军驻德办公厅民事厅副厅长，同时还兼任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НКВД СССР）副人民委员。波波夫给谢洛夫做助手，足见苏联情报机构对其充分信任。

当然，波波夫给谢洛夫做助手，得到很多实惠，比如，战后很多军官都被迫复员回家乡参与战后重建，不少军人因此中断了在军内的升迁，在个人福利，工资收入、住房保证等很多方面待遇下降，而波波夫则不同，他不仅留在军内继续供职，而且还被谢洛夫举荐送入军队高校深造，他24岁毕业于苏联后方与后勤军事学院（Военная академия материаль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го обеспечения имени А. В. Хрулёва），1951年，28岁的波波夫毕业于苏联军事外交学院（Военно-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ая академия），此后他即被派奥地利驻维也纳，在战后盟军委员会苏军部队担任职务。那时，战后的奥地利和德国，均处于苏、美、英、法四国盟军部队的监督，此时的维也纳也被划分了4个区，由上述4国军队管控。

维也纳说是4个区，各有不同国家的军队把控，其实各个区域封锁得也那么严，市民还可以随意穿行走动，公共交通的通过亦不受限制，街头也没有什么特殊检查。这样的局面其实让各国驻军都很惬意，特别是各个国家的间谍机构，都想趁机大搞间谍活动，捞取国际情报。比如那是被调往维也纳的波波夫，就参与了格鲁乌在国际占领区的间谍活动。他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招募维也纳本地人，渗透铁托治下的南斯拉夫从事间谍活动。杰里亚宾（Петр Дерябин）是前苏联驻奥地利使馆的工作人员，负责使馆安全工作，后于1954年叛逃西方。他回忆说，他在苏联驻奥地利使馆工作时，与波波夫相识，波波夫，个头小，人清瘦，是个既没有同情心也没有想象力的人。他深居简出，孤陋寡言，虽非离群索居，却与使馆安全部门的其他军官疏于来往。但是，他的工作业绩卓然超群，领导总是给予好评。

波波夫也有弱项，他来自苏联农村，早对阴暗、低矮和简陋不堪的老家茅棚深恶痛绝，更被维也纳灯红酒绿的花都夜景景象深深吸引，他喜欢一个人午夜漫步在维也纳街头，欣赏珠光宝气的美女和阔太太，挎着阔佬们的手臂在街头徜徉，在与他们擦肩而过的瞬间，他便会抱怨自己的生活，他被格鲁乌的上级派到维也纳，但根据相关组织条例，波波夫却不许携夫人同来，使得他的生活异常寂寞，他想到此不禁有些恼火。再看维也纳，奥地利此刻已经走出了战后的阴影，商店琳琅满目，肉类、奶制品和巧克力一应俱全，对西方世界，波波夫从惊愕转为羡慕，再看他的国家苏联，战争虽已结束多年，却仍在经受食品短缺的煎熬，凭票供应依旧是居民日常生活必需品的配给方式。两相比较，波波夫倍感两个世界有着天壤之别，物质丰富的西方世界，使他想入非非。

1952年，波波夫在维也纳认识了年轻貌美的奥地利女孩艾丽米莉亚的，不久俩人即坠入爱河，波波夫被艾丽米莉亚彻底征服了，她开朗妩媚，性感缠绵，波波夫终日心神摇荡，不可自控，他觉得艾丽米莉亚一点都没有苏联女孩的忧郁和绝望心态，可见，奥地利的富足与苏联的贫瘠，在女人身上反应得如此鲜明和透彻。他们俩在维也纳的酒吧、餐厅和旅馆留下了爱的足迹。可不久问题就来了，泡妞需要花钱，波波夫的经济状况却变得捉襟见肘，因为波波夫的驻外津贴虽比国内军人高很多，但在西方国家的消费水平下，他依旧很不富裕。波波夫苦思冥想数日，终于想出一个办法，他决定秘密地接触美国情报机构，向他们出卖苏联情报以换取金钱，解决在维也纳的高额花销。不久，艾丽米莉亚怀孕了，波波夫无法生养这孩子，只得带她去堕胎，所有这些更加坚定了波波夫意欲投靠美国的决心。

至于波波夫如何被中情局招募，最终走上间谍之路，世间说法不尽相同。美国人的说法是，波波夫1953年1月，往美国驻奥地利使馆领事处副领事的车窗里扔纸条，希望与美国进行情报合作，现在这种听起来极不靠谱的联系方式，其实恰是美国人接受的。话说美国驻奥地利使馆根据波波夫写在纸条上的信息，请来了中情局局长杜勒斯最信任的“俄国通”凯兹瓦尔特前来维也纳，研究波波夫和他透露的合作信息，美国人的分析结果表明，波波夫是条跳进西方谍报大网里的大鱼，而且又肥又鲜，很对美国人的胃口。

但是克格勃的说法，就完全大相径庭。根据莫斯科克格勃总部卢比扬卡档案局第22号卷宗的记录，波波夫是在维也纳市苏联管制区与人见面的时候，被两名男子强行带走，两名男子穿的是奥地利警察制服。奥地利警察将波波夫塞进汽车后备箱，高速驾车驶离苏联管制区，而后进入美国管制区，两男子将押进波波夫压紧美国宪兵大楼，原来他们是中情局的人，他们先对波波夫进行了强制搜身和审讯，之后便强迫他中情局合作，他们威胁说，若波波夫不从，就将其押送美国以间谍罪起诉。

不管是自愿的，还是强迫的，反正波波夫开始了与中情局的合作。美国人专门在中情局苏联处还成了代号为SR-9的特别小分队，配合波波夫开展对苏谍报活动。间谍之间的合作，与其他行业同事之间的合作完全一样，互信的程度决定做事的效率。波波夫与“俄国通”凯兹瓦尔特不久即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凯兹瓦尔特身高八尺，体重上百，长着一张讨人喜欢的脸，兰利（langley）中央情报局总部的员工都很喜欢他，人送外号“俄国小熊”。凯兹瓦尔特外憨内秀，他是个极为聪明的人，中情局的领导称他为“小百科全书”，所以他在苏联处是个出类拔萃的人。他待波波夫中校不薄，波波夫也很尊重凯兹瓦尔特，两人还经常在做完项目之后找个小酒馆，开怀对饮一番。那时中情局流传个笑话，说苏联农庄还养着中情局的小牛呢。原来，那时波波夫将他从凯兹瓦尔特那里获取的酬劳，给在苏联集体农庄种地的弟弟买了头小黄牛，这件事在中情局无人不知，所以，人们说苏联的牛是中情局出钱给养的，这在20世纪美苏争霸的高峰时期，真不失为精彩的段子。

且说，波波夫在投靠中情局之处，就将自己的简历和盘托出，不仅将其在格鲁乌的工作职责讲得详细透彻，就连他与兄弟机构克格勃驻维也纳工作站的交往，格鲁乌与克格勃在奥地利的工作掩护，组织系统的构建，干部准备情况以及特工之间的私人情感等也说得明明白白。波波夫还将格鲁乌在奥地利的近期行动计划泄露给中情局，甚至连莫斯科格鲁乌总部发给他的绝密指令，都复印后交予中情局过目。最可怕的是，波波夫竟然向中情局提交了苏军的部队建制及武器装备状况，其中包括苏联1951年陆军条例、苏军摩步和装甲师组建系统图以及苏军于1954年在托茨科耶演练场所举行的、携带核武器的首次军事演习总结。

根据波波夫被捕之后的交代，他在奥地利服役期间，一共与中情局的凯兹瓦尔特见过9次面，其中1954年见过5次，1955年见过4次，但是中情局后来承认，实际见面次数远多于9次，波波夫之所以在被捕后审讯时缩小见面次数，是希望在后期定罪时被从轻发落。可是，波波夫没有想到的是，他被中情局招募后，身价看涨，原因是他在格鲁乌的靠山，总参谋部总侦察局局长谢洛夫晋升为大将后，中情局更加关注波波夫，因为中情局认为，谢洛夫晋升为大将，波波夫的未来升迁也错不了，而波波夫未来的高升，就意味着中情局会得到更多更重要的情报。所以，每次波波夫会莫斯科探家或者出差，中情局都会悄然为他备上厚礼，请他转达谢洛夫大将，意在提醒他莫忘提携自己的下属。

中情局动作神速，他们在招募波波夫之后，立即与潜伏在苏联国内的特工斯密特（Edward  Smit）联络，告诉他说，波波夫一旦升官，被召回格鲁乌莫斯科总部工作，他应立即在莫斯科策应波波夫。斯密特曾在莫斯科美国使馆工作，谙熟俄语，了解莫斯科的环境，他当时的职务是使馆武官助理。但是波波夫看不上斯密特，因为斯密特办事马虎毛躁，大大咧咧，波波夫说，跟斯密特合作实在危险，早晚得露馅。

波波夫说得没错，他话音未落，斯密特就在莫斯科出了事，有一次，他春情勃发，竟然睡了酒店的女服务员，谁知却落入克格勃精心设计的圈套，原来酒店女服务员是克格勃派的“燕子”（女特工），此前克格勃意欲招募斯密特，特派“燕子”对斯密特百般诱惑，斯密特最终落入了甜蜜的陷阱而不能自拔，克格勃趁机要挟斯密特效忠苏联，否则就向中情局公开他的性丑闻。但是，斯密特没有屈从于克格勃的威逼利诱，而是趁机返回了华盛顿，向中情局苏联处的长官汇报了事件始末，谁知，苏联处的长官一听此事，登时火冒三丈，当即派人将斯密特押进审讯时，经历可长时间的审讯，最后，斯密特被中情局开除了公职。 斯密特翻车之后，中情局派来新特工拉塞尔接替斯密特，继续与波波夫合作，那已是后话。

话说1955年，苏军奉命撤离奥地利，波波夫也随着大部队一起撤回了苏联。维也纳不再需要波波夫，而且在苏联和南斯拉夫关系正常化之后，就连波波夫领导的格鲁乌对南斯拉夫谍报小组的活动都停止了。波波夫有太多的理由对维也纳恋恋不舍，他最舍不下的当然是金钱，所以，他临行前在维也纳与中情局联系人约见的时候说，希望回到莫斯科之后与美国人继续合作。中情局总部档案馆里，至今还保留着他们这次谈话的记录，波波夫说：“我喜欢你们的机构，你们不仅可以经常让我喝到啤酒，而且你们还尊重个人，但苏联没有个人的地位，只有政府高高在上。”这就是波波夫的临别留言，也许他这就是他所说出的背弃苏联，投靠美国的理由。

波波夫返回苏联后，在格鲁乌总部工作，1955年9月，他被派往格鲁乌德国北部城市什未林（Schwerin）工作站，那是他刚从奥德利返回莫斯科两个星期，所以，他连知会一下中情局的机会都没有，因此他与中情局失联了三个多月，直到1956年1月10日，他才想方设法通过英国军事委员转交中情局一封密信，总算是又恢复了联系。波波夫利用在德国工作的机会，曾经三次秘访西柏林，与中情局老友凯兹瓦尔特会面。波波夫这期间给中情局所提交的情报，真可谓非同小可，其中包括赫鲁晓夫苏共20大上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驻德苏军侦察局谍报网名单以及苏联元帅朱可夫对驻德苏军侦察局指挥员的讲话稿。

波波夫除了工作之外，业余时间也没闲着，他来到德国之后，又开始和他的小情人艾丽米莉亚，两人的激情之火又烧了起来。1957年4月，波波夫被调入苏军驻德特勤基地——德国柏林市卡尔斯霍斯特区(Karlshorst)，参与苏军秘密派遣侦察员的工作，旨在将东柏林打造成未来进入西方的谍报平台。不用说，波波夫将所有经手的格鲁乌情报，转脸全部出卖中情局，不用说，根据波波夫的情报，苏军驻德特勤基地的人员，也成为中情局跟踪监视的对象。格鲁乌秘密侦察员泰伊罗夫夫妇，有一次在柏林执行任务的时候，遭到中情局跟踪，为避免危险发生，他们被迫中止行动，返回苏联。但正是这件事，使得格鲁乌的反侦察部门开始怀疑波波夫，于是格鲁乌的卡尔斯霍斯特基地，悄悄地打响了一场“捉内鬼”的战役，反侦查的所有国际情报，都来自克格勃在英国情报机构的内线布莱克（George Blake）。负责对波波夫案件进行秘密侦查的，是克格勃专门著称的特别小组，为首的是兹维兹坚科夫（Валентин Звезденков）上校，他们启动各种秘密手段，对波波夫的东柏林活动区域，进行了全方位侦查，并随时向莫斯科卢比扬卡总部汇报侦查结果。

那时，克格勃总部已对波波夫立案，卷宗的名称为“犹大”，意为叛徒。总部根据兹维兹坚科夫上校所发回来的侦察细节，进行了周密的分析和研究，认为波波夫的犯罪事实，证据确凿，不容分辩，他继续留在东柏林工作，将会对苏联的国家安全造成更大的损失，于是克格勃第二局建议，格鲁乌速将波波夫用其他借口秘密莫斯科，切勿事前是他怀疑，乘其不备，立即逮捕。

1958年11月8日，格鲁乌就波波夫与情人艾丽米莉亚秘密通信的事情，对他的在东柏林的私生活提出质疑，召他会莫斯科做出解释。波波夫只得服从命令，24日，他秘见中情局老友凯兹瓦尔特最后一面，向他通报了格鲁乌招他回国之事。波波夫回国之后，受到批评，上级批评他违反特勤人员与外国人接触条例，将其调离国际侦查部门，派往苏军后勤干部部门任职。

真是无巧不成书，恰在这时，即1958年12月8日，曾经举荐波波夫进入军校深造的谢洛夫大将，被解除了克格勃主席的职务，任命为格鲁乌主席，而任命舍列宾（Александр Шелепин）为克格勃主席。据说，这是赫鲁晓夫玩的心眼儿。据说他批阅了格鲁乌调查中情局内鬼波波夫的文件，发现波波夫进入军事侦察局，是由谢洛夫举荐，那么如果现在谢洛夫假如依旧担任克格勃主席，处理起波波夫的案子来，想必难以秉公执法，不如将其调走，另换其人，处理起来更加容易。果然舍列宾上台后，便开始大刀阔斧地处理波波夫案件，他先让人将波波夫遣回原籍待命，伺机观察中情局在这段时间如何与他联络，再派人对波波夫进行24小时全天候监控和跟踪。

波波夫住在加里宁市（Калинин）梅德尼科夫大街53号楼，克格勃很快就在他家附近的街上安排了监督哨，望远镜、夜视仪和录音机等设备一应俱全，波波夫的所有来往邮件、信函全部事前被均被拆开检查，他与本国军界人士及外国人的电话均被录音，就连波波夫的家中也被安装了窃听器，很快，波波夫的尾巴就露了出来，1959年1月3日，设在德国法兰克福的中情局无线电通讯中心，给波波夫发来的加密信息，被克格勃的无线电监控设备截获。与此同时，克格勃的另外一套反侦察人马，也对中情局特工拉塞尔（时任美国驻苏联大使馆行管处参赞）及温杰尔斯（时任美国驻苏联大使馆经济参赞）进行监控，发现了他们与波波夫具有间谍活动的嫌疑。

克格勃发侦察小组的摄像机，记录下波波夫与拉塞尔的在莫斯科的首次接头，监听设备所录下的语音内容显示，波波夫告诉中情局特工说，他被格鲁乌除名，已被遣送岳母家加里宁市居住。他对此既无奈，又不甘心，他准备求助于他的老首长，格鲁乌的新任主席谢洛夫。温杰尔斯在与波波夫见面时也达成共识，今后可多采用苏联公开邮路联系，这样不至于引起怀疑。但是，他们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克格勃早已将波波夫的邮箱盯得死死的，温杰尔斯从莫斯科信筒投给波波夫的第一封信，就被克格勃截获了，尽管这封信是用秘制药水撰写的，但是它依旧被克格勃实验室破解了，中情局在信中阐述了波波夫求助谢洛夫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并建议波波夫，万一重返格鲁乌没有可能，亦可申请前往驻德苏军部队任职，最好仍负责安全工作。之后，克格勃将信进行拍照，再按照原样封好，重新邮寄波波夫。

1959年1月21日傍晚，前来莫斯科的波波夫，与中情局特工拉塞尔在地铁站“和平大街”地铁站交接情报，此番情景被克格勃完整地拍摄下来。2月16日，波波夫被格鲁乌总部约谈，谈话涉及到波波夫在总参情报机构的新任命。克格勃得知情况后，觉得事不宜迟，他们在经过请示后，迅速出击逮捕波波夫，2月18日，波波夫在准备返回加里宁时，在莫斯科的列宁格勒火车站被克格勃便衣带走。

克格勃迅速搜查了波波夫家，发现了一个记满联络电话簿子，与中情局间谍见面的联络暗号以及写满秘密信息的活页夹等。波波夫加里宁的岳母家也同时受到搜查，克格勃在文件箱里发现了密写工具，无线电密码簿以及密法翻译簿，还有20万卢布以及一把上了膛的“瓦尔特”德制手枪和备用子弹等。波波夫被捕后交代，枪，是美国中情局特工发给他的。

波波夫在克格勃的第一轮审讯时，就彻底招认了他与美国中情局的合作细节，当然他为了开脱自己的罪责，以便最终从轻定罪，声称他是在美国人的威逼之下不得已而为之。波波夫对克格勃表示，他认罪伏法，并会想方设法戴罪立功，克格勃反侦察机构于是便将波波夫作为诱饵，开始于中情局周旋。波波夫也积极配合，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命悬一线，只有积极配合调查和破案，才可能有生存的希望。

克格勃第二局局长格里班诺夫（Олег Грибанов）亲自挂帅制定了与中情局周旋的方案，他先研究了波波夫6个月以来与中情局线人接头的规律，之后他下令苏联境内所确定的假目标，通过研究莫斯科中情局特工的工作方式，为假目标制造舆论，拖延时间，让境外更多美国间谍进入苏联上钩。同时，克格勃还积极改善狱中羁押的波波夫的伙食，以便他与中情局特工再见面的时候，脸色红润，不被怀疑。

果然，没过多久中情局特工拉塞尔果然上钩。1959年3月18日，他打电话约见波波夫，晚上8点在莫斯科“阿斯托利亚”（Астория）餐厅见面，接头暗号是，问：“鲍里斯在家吗？”答：“你找错人了，这里是美国俱乐部。”那晚，波波夫在克格勃的暗中陪伴下，来到见面地点，照相机、摄像机、监听器、录音机已经布置在餐厅各个角落启动，会面全程进行顺利，监控工作异常顺利，拉塞尔毫无察觉。波波夫在会面的时候告诉他，他已经被调往阿拉巴耶夫斯克（Алапаевск）担任格鲁乌反侦察机构的营长，这是克格勃为波波夫设计好的谎言，目的是暗示中情局，波波夫已被安置在不对外国人开放的军工城市服役，可以继续与他合作，且大有油水可捞。

果然，此后形势发生了变化，中情局在苏联境内追着波波夫全国跑，7月23日，中情局主动给他追加投入20万卢布，让他提供有关柏林危机、苏联洲际导弹和导弹基地等更多的情报，那时间谍与反间博弈的主动权，已经转到了克格勃手中。收网的时候到了，10月16日，是并波波夫最后一次受命与中情局特工拉塞尔接头，这次交换情报的地点竟然选在行驶中的107路公交车上，当汽车行驶到库图佐夫大街的时候，波波夫和拉塞尔完成交接，波波夫按计划，迅速向一直在公交车旁边行驶的克格勃秘密警车发出信号，警车立即紧急别停了公交车，将波波夫和拉塞尔逮捕，押进克格勃的警车，鸣笛而去。

克格勃在审讯拉塞尔的时候，出示了他们从事间谍活动的图片、影像和录音资料，拉塞尔此时无言以对，只得认罪。10月19日，拉塞尔被苏联政府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而驱逐出境。那么，苏联是如何处置波波夫的呢？他给苏联的军事情报机构造成损失不可弥补，克格勃的评估表明，他向西方出卖的格鲁乌同事多达80人，他们其中不少人或失踪，或被杀或无法继续工作，而西方情报机构的统计数字更加可怕，他们认为，波波夫所出卖的格鲁乌侦察员，多达650人。再有，美国五角大楼说，由于波波夫的情报，他们对苏战略情报研究共计节省费用达5亿美元。

1960年1月7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判处波波夫死刑，立即执行枪决。看来，波波夫不可饶恕。在苏联，假如戴罪深重，很难立功。

 

 格鲁乌侦察员波波夫上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