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1917年，苏俄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不少性解放组织，如“反家庭”、“反婚姻”和“反童真”等，这些组织的成员都是年轻人，主要是苏俄共青团组织成员。他们组织这些出现的原因，是因为那时苏俄共青团各级组织为青年们所制定的基本任务，不是为未来的国家建设培养人才，而首先是解放青年思想，瓦解旧有的民众婚恋习俗好而彻底消灭沙皇君专制下的、以东正教为核心的道德体系。

那时，不是年轻人认为，沙俄时期人们对性的审慎态度是一种偏见，应从思想深处剔除，于是他们才将组织的基本纲领，设定为宣扬爱情自由。俄罗斯研究学者认为，那时年轻人在追求爱情自有幌子下，其实张扬的是性解放，他们试图推翻已经在俄国延续了900年的性爱婚姻体系，纠正旧社会对男女关系的偏见，以革命思想重新解读性爱。苏俄作家的旗手高尔基（Максим Горький）说，那是苏俄社会底层尽显“滥情无度和嗜血狂欢”。他所说的社会底层，主要是指活动在贫民区的流氓地痞流氓和犯罪分子，这些人在革命初期一度执掌地方政权，他们竭力张扬苏俄社会底层百姓的性本能，于是，社会一时间呈现出情色猖獗和滥交遍地的状态，学者认为，这不仅使苏俄百姓对革命之后的道德状态产生了厌恶感，而且是对沙俄时代有所留恋，毕竟那时俄国社会鄙视“淫荡的生活方式”。

上边说过，革命后的苏俄，鼓吹性解放的主要是共青团员，具体说主要是年轻的工人阶层，那时他们在苏俄被称作“正在革命的大熔炉里锻造”的未来干部。他们那时对女人的态度很是极端，对她们使用语言暴力和肢体暴力是家常便饭。他们不仅崇尚暴力，而且还鼓吹性解放，根据苏联解密的资料显示，苏维埃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共青团组织，就公开多次在团会上讲述性解放与革命性之间的关系，鼓励广大团员投身到性革命。苏维埃政权也派遣宣讲团深入全国各地，厂矿乡村，宣讲性解放是未来新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时苏俄流行一种全新的理论，将女性列为“国有资产开发使用”，有利于“先进和理想的无产者和共产主义者”。

20-30年代，随着苏俄鼓吹性解放不断深入，性犯罪在苏联开始蔓延，仅在1926年，苏联莫斯科法院便受理了547宗强奸案。此后莫斯科强奸案的数量持续攀升：1927年726宗，1928年849宗。档案分析显示，苏联其他城市的类似案件也是有增无减。那个时期的典型案件，就是列宁格勒女工别列亚科娃轮奸案，根据2006年俄罗斯联邦出版的《事实与论据》报道，1926年冬季，列宁格勒一家工厂的女工别列亚科娃被40名歹徒轮奸，其中包括共青团员和联共（布）候补党员。他们后来悉数被捕，开庭时聆讯时，被告竟然引用《共青团真理报》（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上的话为其罪行开脱：“女人不是人，而是雌性动物。”1926年12月18日，该报社论还写道：“女人就是人尽可夫的娼妓，她们活着的意义仅限于两性关系。” 《共青团真理报》在获悉别列亚科娃轮奸案发生后，竟厚颜无耻地说，这个案子并不说明什么，它只是我国司空见惯的一个小事。

不过苏联对别列亚科娃轮奸案的处理相对严厉，从严从众判决，轮奸犯中6人被执行枪决，其他人也判了重刑，坐牢的时间都超过5年，究其原因，从严处理并不是为了保护妇女利益，而是因为这个案件在社会影响较大，苏联将其上纲上线到“影响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 。

苏联政府那时还并未有效遏制“性解放”所引发的社会犯罪，没过多久，1927年在列宁格勒市的彼得洛巴甫洛夫斯克城堡附近的浴场，便又出了事情：波罗的海工厂技工学校的学生就实现共产主义的日期产生争论，动起手来，三名女生在打斗中惨遭强奸，其中一人被强奸致死。被捕的嫌犯主犯名叫索洛夫佐夫（Федор Соловцов），根据档案，此人是波罗的海工厂技校的共青团积极分子，他曾先后强迫八名女共青团员与其姘居，均遭她们的反对，但是他利用其在共青团内的影响力，以开出团籍、不给学校宿舍和公开个人隐私为名强迫她们就范，当然，他也承诺给她们一定的好处。索洛夫佐夫在法庭上承认，他给其中一位女孩的好处，就是一双当时苏联市场上短缺的女人丝袜。

产生于苏联文化基础上的“性解放”延续了整整一百年，直到20世纪末才逐渐衰落，但其余孽未尽，流毒仍在，这也是促成后来苏联陷落和解体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