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Светлана Алексиевич）曾于1989年5月访问北京，我清晰地记得她的样子：短发，清瘦，个子不高，目光如炬。1983年，她的第二本书《战争的面貌不是女性的》（У войны не женское лицо）出版，就在那年，她被吸纳为苏联作家协会会员，得到了苏联文坛的认可。阿列克谢耶维奇1989年访问北京时，正值她的《锌皮娃娃兵》（Цинковые мальчики）出版，她那时在国内属于横空出世的新锐作家，所以入选苏联作家访华团也非偶然。

苏联解体后，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逐渐受到世界瞩目，她的作品也开始频频获奖。1998年，她获得莱比锡图书奖（Leipziger Buchpreis zur Europäischen Verständigung）；2001年她荣膺雷马克奖；2014年，她因小说《二手时代》（Время секонд хэнд）获大书奖、获得库尔特•图霍夫斯基奖（Kurt Tucholsky）、俄罗斯独立文学奖“凯旋奖”（Триумф）、东南欧科学和文学艺术大奖赫尔德奖（Herder Prize）；2013年，阿列克谢耶维获得德国图书销售国际大奖以及白俄罗斯2013年度品牌金奖，2015年或的诺贝尔文学奖。

阿列克谢耶维的非虚构主义文学作品，我国在过去的30多年里几乎出版了她的全部作品。2016年8月，阿列克谢耶维再度来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和单向空间书店与作家和读者见面，我有幸出任现场翻译。一年之后，我又将她1997年创作的《切尔诺贝利的祭祷》（Чернобыльская молитва）翻译成中文，2017年6月，我如约前往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为阿列克谢耶维做专访。

6月4日上午，我们车停在她家楼下。这是一座苏联70-80年代的普通居民楼，一楼单元进口处的扶手栏杆刚刚油漆，深咖啡色，味道犹浓，令我想到我北京所住的小区单元栏杆扶手。她走出来迎接我，浅绿色的小风衣，大色块的围巾，厚厚的毛衣，明斯克的夏天和圣彼得堡有点像，凉飕飕的。我们拥抱，她望着我，目光如炬，寒暄之后，她问道：“我那本书翻译结束了？”我含笑点头，于是她满意地说：“我就说嘛，书在自己人手里就是不一样！”

我准备的问题很多，于是，我便开门见山地问她：

 

我：我翻译了您的小说《切尔诺贝利的祭祷》，发现您表面上写核灾难，实际上故事是围绕人的生死与尊严展开，为什么？你目前的写作，依旧围绕这个主题吗？

 

阿列克谢耶维说，是的，在苏联时代，生死与人的尊严是一个巨大的疑虑，我们久久不能破题。我给你讲个故事。我在创作《切尔诺贝利的祭祷》的时候，曾深入灾区采访当地一位负责清理工作的军官，就在我们采访的时候，一位女人来给我们送食品，我发现她的双手长满烂疮，样子很恐怖。军官见我诧异就说，我们基地的洗衣机坏了，就让当地的女人用手洗涤。我说，难道你没有告诉她们，你们的工作服都是遭受放射性污染的？她手上的烂疮应该是辐射病吧？她会不会死？那位军官听罢我一连串的追问，竟用极度不解的眼神看了我很久——他哪里懂得生死与人的尊严？我想在这世界很多角落，如此不顾人的生死，践踏人类尊严的事情应该不在少数吧。

我在车臣采访时，一位遭遇严重烧伤的俄军士兵流着泪对我说：“我不明白我为什么来参战，又为什么而死，难道说是为了俄罗斯寡头获得更多的高加索石油吗？”这句话是“二手时代”人们心灵的呐喊。我接下来正在写的书，一本描写爱情，另一本讲述老年。总体上说，这两本书会写得哲学性较强，比较形而上。我之所以写这两个主题，是因为这两个主题在当代文学创作中既迫切，又探讨不足，因此我决定写作。

 

我：苏联解体已经25年多了，你自己如何应对“二手时代”？

 

阿列克谢耶维回答说，苏联刚解体的时候，我们都曾满怀希望，当时我觉得连空气都变了，但那种欢欣鼓舞很快就消失了，也许，那只是文化层面东西，苏联百姓日常生活的本质没有改变。我作为曾经的苏联人，解体之后突然被抛到了“二手时代”还有很多不适应。首先，我觉得，我们的内心世界在苏联时代已被彻底摧毁，重建精神世界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对在苏联时代我的所做的一切，我不想为自己辩解，我只想说我在“二手时代”的做人原则，就是继续前行，守住自己做人的底线。 德国作家阿伦特（Hannah Arendt）说，魔鬼之恶循环往复，所以我们在今天还要向历史讨教，只有警惕再警惕，我们才会清楚应该如何度过二手时代。其次，“二手时代”缺乏生活的新意。从某种意义上讲，它甚至变得比20世纪30年代的法西斯时代还糟糕。你有时间可以读一下贡茨的《纳粹的良心》，书中所描绘的20世纪30年代的人特征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他们是那个时代的象征，他们具有丰富的思想，不甘于做大机器上的一个齿轮，希望有更多奉献，社会也赋予他们全新的生活意义。可是我觉得我们的“二手时代”远不及那个时代，它都给不了我们生命任何意义。

 

我：你怎么看待人类罪恶的根源？

 

此刻的阿列克谢耶维望着远方，悠悠地说，我在《二手时代》里讲过一个告密的故事，说一个长发飘逸的美丽女人奥丽雅告发了她兄弟，最后兄弟惨死集中营。苏联改革以后，奥丽雅的情人知道这件事后，精神几近崩溃，而奥丽雅却不以为然，她对他说，告密算什么，在苏联人要想得活好，就得六亲不认，作恶很正常。换句话说，苏联时代的‘红色人类’哪一个是干净的，那时全民都作恶。这就是人类作恶的根源。”

 

我：您的意思是，那个时代应该忏悔的不仅仅是斯大林和贝利亚，还有千千万万像美丽女人奥丽雅一样的普通百姓？ 

 

阿列克谢耶维坚决地说，对那个时代的罪恶，所有人都负有责任。苏联时代的悲剧是全民对罪恶妥协的结果。也许再过多少年，我们才会意识到妥协是罪恶，也许未来很多人依旧不承认这一点，想方设法为自己开脱，像行尸走肉一样活着。结果是什么呢？那就是，历史上我们经受过的恐惧，今天仍会折磨着我们。二手时代的我们对物欲病态的追求，使我们灵魂受到的折磨远甚于斯大林时代集中营的苦役。苏联已经不存在，但苏联的价值观还在，苏联的“红色人类”还在，他们是苏联超级实验室培养出来的 “红色试验品”，是亿万个被剥夺了人道主义思想的“野兽”，他们早在那个时代就踏上“背叛”和“出卖”的不归路。我们今天若不忏悔，认识不到罪恶，又如何救赎？如不能求得救赎，告别苏联，前途又何在？

 

我：您经历了苏联解体，现在的体制是不是人民最想要的？您怎么看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欧洲的侨居生活给您的写作带来什么？

 

阿列克谢耶维说，我将今天称之为后苏联时代，我想，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首先，我们都是野蛮和丑陋的90年代的牺牲品。为什么这么说？你知道，苏联人民曾生活在铁幕里，他们没有见过真实的世界，他们如饥似渴地想看到它，因为他们的物质曾经极大地不满足，他们想要吃好穿好，他们也渴望西方鼓吹的自由平等。但是不幸的是，苏联解体后，我们的知识分子被滚滚而来的物欲所吞噬，他们轻易地放弃了精神世界最宝贵的东西——苏联文化的精髓，这很令人心痛。

我一直认为，称前苏联国家是转型期国家这个概念不准确，从广义上说，全世界都在转型。我在意大利认识了一些文艺界朋友，他们并不富有，仅温饱有余，但他们津津有味地跟我谈论着塔尔科夫斯基（Андрей Тарковский）和索古洛夫（Александр Сокуров）的电影美学及苏联文学。我感觉，欧洲大多数知识分子纯粹而不世故，就像未遭受过污染的大自然。我在欧洲还参加了他们组织的“赤脚游行”，声援救助难民，这是作家的良心所在。我们和欧洲的数百名作家、艺术家一起走上街头，脱掉鞋子，赤足行走，感觉心灵很震撼。欧洲人的思想和行为经常使我感到震撼，相形之下，我总觉得我们自己还是野蛮人，我们经常呼唤文明，而灵魂却始终一片荒蛮。

 

我：您觉得在这样的乱世，作家到底能还能为人类做些什么？

 

阿列克谢耶维有些无奈地笑笑说，尽管我相信文字可以改变世界，但是也许最终我什么也改变不了。我们的生命中有太多的恐惧、暴力和邪恶，它有时来得猝不及防，让我们无力抵御。未来是年轻人的时代，是他们与恐惧、暴力和邪恶斗争的时代。尽管我是一个挫败感很重的人，不能回答时代所以出的所有问题，比如说，我虽然已经写完了“红色系列”的最后一本书，但是我还是不能回答民族和国家痛苦上千年，历经流血和牺牲，仍换不来人民那梦寐以求的自由。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各民族人民都曾因战乱饱受痛苦，这样的悲剧未来还会延续。所以，作为作家，我只想用那句话与您共勉：“亲爱的孙越，让我们相信，文字能拯救世界，尽管这往往困难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