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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俄苏文学(中)

 
我幸运地赶上了文化回归年代。七十年代末,中苏关系尚未解冻,中美关系却提前开化。我妈几乎放弃了俄语,除了在办公室对付俄文资料,回家就抱着半导体收音机学英文。我高中毕业后,缺教师,学校呼吁应届毕业生留校支教。我环顾左右,虽响应者寡矣,但我做了独行者。我不仅留了校,还申请做英语老师,教初中英语。我妈说,连尼克松都来了,学英语肯定有前途。我英文很臭,没信心,但我妈说,这没关系,教学相长,你若想教好,就得学好,学好了不仅能教,还可以考大学。你若真的考上大学,就能改变命运。“喷毒水班主任”还在我们学校教书。她见到我很尴尬地笑,但我感觉她笑里已不再藏刀,便也开始对她笑,但我们已无话可说。鲁迅的《题三义塔》说得好:“相逢一笑泯恩仇”。七八年和七九年,国内学英语盛行,与之相匹,西方文学翻译盛行,欧美小说阅读大潮哗地一声就来了:原版的,中译的,古典的和现代的作品呼呼地出版。我的阅读壁垒瞬间轰溃,开始饥不择食地读书,感觉阅读世界刹那间变成一马平川,那种长驱直入的快乐充溢心间。我妈虽不再干涉我读书,但是还是会关注,但那箱子俄文原版书却被她偷偷处理了。我不解,为何禁忌年代可以收藏,解冻时期却要处理掉?我从未问过,或许时过境迁这句话对她不适合,她在那个年代有过很多不凡的经历,所以,她虽目睹世界沧海桑田,但执拗地认为天地无论咋变,万变不离其宗。所以,她坚信,弃俄读英才是选择。
不过我最终还是读了俄文书,而且一读就是一辈子。现在想来,此事有征兆。我一九七九年考入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读书。但我入校后被告知我的专业已经根据需要被调换到俄语专业学习了。我先是为我不能继续学习英语而惋惜,继而又怀着孩童般的好奇走进俄语专业的教室,就这样,我便阴差阳错地开始了俄语学习。更令我意想不到是,就在我们一群孩子南腔北调地在教室里学说俄语的时候,俄苏文学竟在窗外悄然复活:一九七九年,北京师范大学筹备组建《苏联文学》杂志(月刊)编辑部,老作家茅盾亲题刊名,一九八零正式出刊。同时组建苏联文学研究所,从全国各地招募俄苏文学研究者。同一年,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内蒙古大学、天津师范学院、武汉教育学院等八所高等院校联合主办《俄苏文学》杂志 (双月刊);还是同一年,北京外国语学院编辑出版了《苏联文艺》杂志(月刊,后易名为《当代苏联文学》)。中国,雨后春笋般在同一时间出现三本同一国别的文学期刊,史无前例!主流意识形态的驱动,思想解放方兴未艾以及俄苏文学的经典译者正年富力强,主持国内的书刊出版业,都是俄苏文学三刊同时问世,并在一定程度上引领当时阅读风尚的主因。
另有件事情也注定我要读一辈子俄文书,同时我感觉冥冥之中天助我也。八十年代初,苏联文学翻译家石枕川教授来我校教书,俄语系将我们班列为翻译实验班,请石枕川教授来我们班专教翻译课。他面容清癯,身材高挑,穿的是瓦灰色的中山装,见人就笑,一脸谦卑。他第一天来上课,走上讲台,鞠躬自荐道:“我是石枕川。愿向各位请教。”文革后的孩子没见这阵势,全班顿感惊讶,有人甚至笑出声来。但我不知为啥联想起了朱自清。多年之后我才知道,石老师调来我们学校时已经四十九岁,那时他已是闻名遐迩的苏联文学翻译家。正因为他早在八十年代初期,翻译了苏联作家恰科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围困》、阿斯塔菲耶夫《鱼王》、阿勃拉莫夫《阿勃拉莫夫中短篇小说选》、阿纳托利金《莲花及其他》以及艾特玛托夫的《艾特玛托夫小说选》等作品,在俄苏文学界具有影响力,学校才破格聘请他做教授的。
显然学校开设翻译课是仓促上阵,所以未及准备好翻译教材。石老师笑着说:“文学课最好的教材就是作品。”于是,他便给我们仔细讲解艾特玛托夫的《我的第一位老师》和《那系着红头巾的小白杨》等作品,他将作品解析融入到精读和翻译两门课程中。他讲得出神入化,我听得如痴如醉。他那苏州味的普通话和抑扬顿挫的俄语常混杂在一起,悠悠地飘到我端坐的后排,于是,我便跟着他在苏联文学的海洋里神游起来.....我的俄苏文学之梦终于如烟花般升腾起来,那种感觉啊,似乎生命再来不过如此。石老师刚来学校没有房子,就住在学校西北侧的小招待所里。我那时几乎每天都要跑去他的那间小屋,有时他不在房间,也不锁门,我便溜进去,站在房子中央,崇敬地看着他桌上的一切:书桌上的眼镜、写满细密文字的一沓沓稿纸、夹子夹住的俄文原版小说、堆集如小山的烟灰.....我们交上了朋友,他常邀请我去招待所后面的果园散步,边走边谈俄苏文学,有时一走就半天。他从亚别利亚耶夫《找到面目的人》讲到勃留索夫的诗歌,从雅申的《沃洛格达州的婚礼》讲到罗辛的《瓦连金和瓦莲金娜》。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那年他在秋野上与我并肩而行,给我几乎全文复述了巴别尔的小说《骑兵军》。他说,原版书在中国不好找,而且现在出版尚不到时机,但这部精湛之作早晚应该译成中文奉献读者,他看着我说:“我希望译者是你。”他的话音刚落,一九八六年,《骑兵军》被意大利《欧洲人》杂志评为世界小说之冠。一九九二年,我的《骑兵军》译文初稿付梓,我邮寄给他,他开心至极,逢人便说青出于蓝,他还亲自撰文在校报上介绍。二零一六年,我的《骑兵军》重译付梓,而恩师枕川却在二零零四年便已作古。《骑兵军》重译出版后,我专程赶赴皋峰公墓,向他献上《骑兵军》新译连同我不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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