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8月19日，苏联发生“八一九事变”，戈尔巴乔夫被囚，莫斯科爆发大规模集会抗议活动，军队介入，坦克装甲车开进市区。我当时住正在莫斯科战士大街的一幢高层楼里，清晨从窗口探身俯瞰，楼下的士兵正在垒沙袋，架机枪。向来活跃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突然取消了娱乐节目，取而代之的是冗长而沉闷的古典乐。

后来知道，早在苏联解体前的1990年3月，莫斯科就是否需要解体苏联，举行过一次全民公决，大多数苏联公民同意保留苏联，并开始政治和经济改革。1991年夏季，苏联开始准备旨在维持苏联的“联盟公约”，其实，这已经是挽救苏联解体的最后机会，恰在此刻，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八一九事变”，苏联无力抵挡，最终彻底崩溃。苏联解体是一个缓慢的和不可逆转的过程，“八一九事变”成为最终压垮苏联的那根稻草。

苏联1922年成立，其宗旨是建立联邦制国家，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它直至最后解体，始终是中央垂直管理的单一制国家。长期以来，苏联一直忽视各加盟共和国和各民族之间关系的问题，以至于截止苏联解体时，民族问题已经积重难返。在戈尔巴乔夫倡导“新思维和公开化”的改革时期，民族问题恶化到了极点，事态已进入临界状态，虽然不能说苏联政府却没有重视，但由于政府高层纠缠于权力之争，已经无心冷静考虑和解决民族问题了。这样，到1990-1991间，处理民族事务的最佳时机已经过去。

苏联，是建立在各民族享有民族自决权基础上的联盟。这个联盟，不是建立在单纯领土意义上，而是建立在民族——领土意义上的，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我们查阅1924年、1936年和1977年的苏联宪法时，看到每部宪法都规定，加入苏联的各共和国的各享有独立主权，并规定了主权标准。所以，随着苏联后期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原来宪法规定的主权标准，却被分裂者利用，成为分裂国家的口实，成为加速各少数民族加盟共和国，决意脱离苏联的离心主义催化剂。

还有，苏联从建国之初，便开始建立人口民族主义机制，并将其作为国家和社会组织的基本原则，即苏联价值观标准。这一机制最终形成了诸多社会群体，他们的个人利益获取的途径，主要是通过鼓吹和利用民族主义，所以，苏联的民族问题，有相当一部分产生于苏共党内，苏共制定的民族政策中，可以找到很多在“民族”与“人民性”之间自相矛盾的地方。此外，苏联的民族人口政治方面也显示，社会体系表现出多样性和相互的抵触，这方面与苏联社会政治基本原则十分相像。

苏联民族危机还表现在，中央对各个加盟共和国资源的垄断和监控十分严厉，引起地方对中央的不满，这种不满最终演变为抵触和反抗。俄罗斯研究苏联解体的学者指出，在苏联最终解体前，中央与各加盟共和国之间龃龉不断，矛盾愈演愈烈。苏联中亚诸国曾强烈批评莫斯科，没有向他们提供足够的国家补贴，以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与经济。而中央政府则批评地方政府，逐年要求中央追加财政投入，目的不是为了发展当地民生，而是企图扩大地方政治和经济势力，达到与中央抗衡的目的。

苏联时期，为了确保国家经济一体化，逐步建立了统一的国民经济配套体系。苏联后期，随着经济问题不断加剧，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经济关系失调，经济发展呈现出闭关自守的态势，自我保护主义倾向日趋严重，苏联后期，莫斯科无力协调和解决日趋危险的国家经济关系。地方经济发展的放任自流状态，以及中央肩负不起主导和协调国家经济的作用，最终导致地方经济失控引发政治事态失控，结果只能是苏联国家倾覆。

不少苏联培养的各加盟共和国的政治和经济精英，后来竞相成为苏联解体的推手，或成为鼓吹敦促加盟共和国脱离苏联的民族分离主义者，简直是苏联时代国家培养精英的悖论。这些精英在苏联强盛时期，从国家捞到数不尽的好处，而苏联解体将临，他们却又推波助澜，在削弱苏联国家机构和破坏经济方面，给予苏联致命一击。

苏联解体，其实事先有征兆，这个征兆就是国家危机，而国家危机的本质是苏共危机。苏联的统一和完整，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统一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支撑。苏联后期，共产主义价值体系危机四伏，苏联国家意识形态出现了前所未有大混沌状态，这点我们从苏联后期，思想理论和文学艺术的发展，可窥见一般，它造成了苏联社会呈现信仰真空状态，它很快就被觊觎已久的西方自由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思潮添补。

总之，在苏联存在的最后几年，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三重危机严重地削弱了中央政府，却稳固了各地方加盟共和国的地位，并且至使各加盟共和国精英的羽翼日渐丰满，最终成为反对中央，鼓吹独立的主导力量。苏联有100多个大小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和命运。苏联意识形态以俄罗斯为主，其他加盟共和国被视为附庸，俄罗斯沙文主义本身就孕育着民族危机，而戈尔巴乔夫无论怎么改革，也难祛病。从这个意义上讲，苏联解体，是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