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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与“红教”

我在莫斯科就认识作家、记者普罗汉诺夫,他是《明日报》总编辑,也是俄罗斯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红色苏联的拥戴者。

  前不久,看一档莫斯科电视节目,见到他正在与东正教教会神父进行电视辩论,焦点是,列宁墓到底该不该拆迁。普罗汉诺夫反对拆墓,理由是,列宁墓是革命圣殿,犹如东正教教堂;列宁遗骨如教会长老的圣骨,应长期供奉在红场,享受千千万万教徒的瞻仰和祭奠。现场有观众问,列宁是什么教?普罗汉诺夫答曰:红教!

  全场哗然,我也感震惊,“红教”一说,我前所未闻。当然,我知道普罗汉诺夫指的是前苏联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只不过,他是我知道的唯一的,敢于公开将苏式共产主义与其他宗教信仰相类比,将列宁遗骨与东正教长老圣骨相类比的人。俄罗斯新共产党党魁久加诺夫,去年反对拆迁列宁墓时,也曾有类似的言论,不过,他讲得比普罗汉诺夫含蓄。

  拆迁列宁墓是一个历史性动议,普京犹豫再三,摆不平关系,加之政治利益纠葛,拆迁迟迟未决,以至于列宁墓至今仍滞留红场。然而,这个动议却引发了苏式共产主义是世界观还是宗教的争论,令人始料未及。

  苏联追随者普罗汉诺夫坚称,前苏联共产主义是宗教信仰,列宁是至高无上的上帝。这似乎也有他的道理,从历史上看,沙俄帝国的建立,以东正教信仰奠定了国家意识形态基础。列宁建立布尔什维克党之后,也认为,俄国人民不需要空泛的政治理论,他们按照传统习惯,需要新的上帝。只有为人民打造一个全新的上帝,他们才可能接受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要塑造新上帝,就得推翻旧上帝,于是,列宁发动了打击和消灭东正教教会的政治运动,他知道,旧的不走,新的不来。读者诸君读史便知,20世纪初俄国针对教会的打压,实际上是一场“上帝”以旧换新的革命运动。在很短的时间内,俄罗斯境内95%的教堂被拆毁,90%的东正教神父被处决或遭羁押。这方面,列宁做得比马克思和恩格斯都狠,马克思和恩格斯仅仅斥责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而列宁则视东正教为政权的死敌,发誓必立新上帝,以取而代之。

  十月政变不久,俄国老百姓家里的“红角”(供奉东正教圣像的地方),都被换上了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画像,这个情形与我们文革时代家家户户供奉毛主席像有点类似。那时,列宁的红军虽然不跳忠字舞,不早请示晚汇报,可一些地方的俄共官员,已经开始仿照东正教的入教仪式,给新党员在水中入党洗礼了,这大概就是普罗汉诺夫所说的“红教”起源吧。

  “红教”确实有传统宗教的特点。

  首先,“红教”制定了红旗为其信仰的象征(伊斯兰教为绿旗,基督教为红白相间的旗帜),还将希伯来的神秘之星作为其信仰的符号。苏联解体时,叶利钦曾宣布苏共为非法组织,称是鉴于“红教”的嗜血性和反人类性决定的。

  其次,从“红教”的教义上,也可以看出它的非政治性,和明显的宗教性,其本质,就是要求人们信仰所谓“共产主义”。不过,在苏共执政的70年里,它的领袖却从未说清何为共产主义。“红教”教徒坚信,只有共产主义才可以给苏联带来幸福,但是他们却不能将所谓的幸福具体化,就像赫鲁晓夫在党代会上承诺苏联人民,再过20年苏联将跨进共产主义一样,苏联的幸福永远都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因为它至今也没有降临俄国。

  苏联千千万万的“红教”教徒,竟然相信了赫鲁晓夫的幸福论。为什么呢?首先,苏联自从建国时起,就是一个宗教国家,人人信仰“红教”,全民皆为有神论者。其次,那个时代,苏联不需要怀疑论者,只需要坚定的信仰者,只有这样,“红教”的教宗和预言家,才可能借“红教”变为圣人,坐稳江山。第三,苏联时代,怀疑论者,就是那些不信“红教”的人们,一个个都被送进了古拉格,或者被驱逐出境,苏联仿佛就是一个完美和纯粹的“红教”国。

  苏联宪法上说,苏联国家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提高国民福利。但是,已经解密的档案显示,1913年,俄国被誉为世界的粮仓,它所生产的粮食,养活了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20世纪初,成为“红教”国之后,俄国却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大饥荒,不仅饿死了200万人,还发生了人吃人事件。据统计,前苏联国家摩尔多瓦、白俄罗斯、乌克兰,包括俄罗斯本身,国民收入至今仍排在欧洲国家的末流。而在“红教”来袭之前的1913年,俄国工人和工程师的收入曾居全欧洲同类人群之首,仅次于美国(详见《俄罗斯历史》普拉东诺夫著)。到了苏联解体前后,俄罗斯的人均收入便在欧洲排不上名次了。

  “红教”国崩溃后,普罗汉诺夫这样的“红教”追随者变成了少数派,大多数“红教”国的教主都转身走进了东正教教堂,投向了新上帝的怀抱。每每在大选之前,他们都虔诚地涌进教堂,在耶稣像面前又是点蜡,又是鞠躬,又是画十字——那是他们在为国家和信徒祈祷新的幸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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