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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四十六年四月,正值明神宗朱翊钧在位,后金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叛明。翌年,明军与后金决战于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大伙房水库附近),明军覆没,招致日后金兵长驱入征,拉开了讨阀大明的序幕。
此时的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也刚结束动乱,走上正轨。沙皇那时又想起来被搁置的疆土拓展计划,于是,时隔不久,他便制定方案,继续16世纪末已经启动的远征西伯利亚行动。那时,俄国商人、猎户、农夫在哥萨克雇佣军的护送下,侵占了鄂毕河与叶尼塞河流域的之间广袤地区,17世纪前四分之一年代,他们又占领了叶尼塞河流域、克拉斯诺雅尔斯克、托木斯克和托博尔斯克等地区的城堡。与此同时,沙皇瓦西里四世(Василий Шуйский,1553 - 1612)传旨,让俄国城堡托木斯克城堡的俄国哥萨克寻找通往中国之路。托木斯克的军事长官沃伦斯基1609年启禀沙皇道:“自南蒙阿庭汗至中国行程三月。国中有君,君有石城,城中有院落,其与俄国相仿,院中楼堂皆为砖石结构,其人强于阿庭汗且极为富有。君城之内,殿堂林立,洪钟处处,惟缺十字圣号,信仰者不详,生活习俗亦与俄国相仿。诸国携各地特产前往交易,其一律黄金支付……”
那时,托木斯克城堡经常受到吉尔吉斯游牧部落的骚扰,城内的哥萨克为了加固城堡,日夜砍伐树木,加固筑垒,有一个名叫彼特林(Иван Петлин)的哥萨克,也在加固城堡的人群里。彼特林聪明,熟谙多种语言,还爱钻研地理。一日,他无意中听到同伴在谈论遥远的国家中国,说那里出产金苹果,还有坚固的城墙。这个信息令他心驰神往。他很希望前去看个究竟。不久,彼特林就向托木斯克时任军事指挥官库拉金公爵(Федор Куракин)提出申请,前往中国搜集情报。库拉金公爵正有沙皇颁布的寻找中国之命在身,见彼特林自告奋勇,遂于1618年5月下令,派遣彼特林率11名哥萨克远行中国,他们的使命是,不仅要探索和绘制前往中国的路线图,而且还需收集其他邻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情报,并且探明俄国将来如何与中国建立关系。所以,彼特林此行,实际上是为日后俄中发展关系打前站的。
5月9日,彼特林一行在蒙古信使的陪伴下,走过托米河(西西伯利亚鄂毕河支流)河谷,穿越高山原始森林,翻过阿巴甘山脉和西萨扬山脉(蒙古山脉),进入唐努乌梁海地区。然后他们又渡过叶尼塞河的之流,翻过几道山岭,来到乌布苏高山咸水湖之后向东进入草原,不久,彼特林就来到了蒙古的乌布斯死水湖,之后再翻越杭爱山脉,沿着其斜坡前行800公里,再顺克鲁伦河的弯曲部拐向东南方,穿过大戈壁,便看到了中国的万里长城。
彼特林在其旅行笔记中写道:“悉数长城烽火台,多达百余座,此地人曰,数不胜数。我们遂问中国人,为何建造长城,烽火台功能何在。答曰,此为中蒙古两地之交,烽火台常立于城墙之上,待有兵马抵达,则燃点火放烟,为其指位。该段长城入口共计五处,狭窄不堪,骑马俯首得过。除此之外,进入中国再无它门。诸国进入皆走此处。” 
1618年8月底或9月初,他们来到长城脚下,哥萨克们被绵延千里的砖石城墙所震撼,接着,彼特林从长城一路前行,看到中国边防壁垒森严,固若金汤。转眼之间,他们来到了嘉峪关,在进城处,俄罗斯哥萨克受到中国城门警卫的搜查,彼特林见状不快,双方起了纷争,还动了手。彼特林打退了几名守军,还冲着他们高喊:“我是沙皇的使节。”可是官兵听不懂俄语,不管三七二十一,张开大网把彼特林套住,押进了临时囚笼。就在这时,一位朝廷官员过来询问情况,他看过比特林随身携带的蒙古保安文书,遂令官兵释放彼特林,并将他护送进京。
至此,彼特林一行徒步行走三个半月,终于走进了人山人海的北京城,亲眼看到了这座宏大的皇家帝都和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一时间俄国哥萨克们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彼特林在给俄国朝廷的信中写道:“北京,城池浩大,城墙系砖石结构,白如冬雪,城墙呈四角而立,行一周,需四日。各角落亭台高耸,白如冬雪,城墙之间,亦建亭台,硕大高耸,亦白如冬雪,墙冠由红绿黄三色构成。”彼特林还看到,北京内城的城墙炮楼的窗口,都伸展着炮口,城门旁边,也是大炮威严,弹药足备。城门口的每一班门岗人数达二十余人。
彼特林在北京一直声称是沙皇使节,但是前来探望的中国高层官员将信将疑,他们问了他很多问题,彼特林逐一回答。有位中国高官疑惑地看着他说:“照你所说,俄国皇帝有的是金银财宝,珍贵貂皮。作为皇上的使节,你为何不带礼品觐见中国皇上?”彼特林找借口说:“我出发匆忙,礼品未及随身携带。现礼品已在俄国装车,随后运到贵国首都。” 官员听罢说,“你既无国书,又无国礼,恐难受到中国皇帝的接见。”
事情是这样的,身为沙皇特使,彼特林在京期间,一直存有觐见明神宗的幻想。但他也明白,他此行中国,随身既无携带沙皇国书,更无沙皇之无国礼呈献神宗,完全不符合国际外交礼仪,恐怕中方不会安排会晤。若真的会晤,彼特林内心还有问题比较纠结,即大明王朝将外族上层人士赴京觐见皇上,视为归顺天朝君王,一律要求进宫的外国代表见皇上时,必须跪地叩头,行御前大礼,此举被均被西方朝觐者视为“有损尊严的礼仪”。所以,彼特林在内心深处也颇为拒绝。
果然,朝廷官员听说比特林没有正式外交身份,别说安排他见皇上,他们自己都不想见这个“来历不明的蛮夷”。比特林在其旅行笔记中写道:“我们最终未曾觐见皇上,乃因无以承奉,告曰,若无觐见之礼,则无以受邀参加皇宫宴会之可能;惟有呈献国礼,方可得回赠。” 
彼特林一行12人,仅在北京停留四天,便被中国官员以“手续不全,退返重办”为由劝离北京,同时,朝廷留给他一封皇上御笔签署的国书,委托他转交沙皇,内容是允诺彼特林等俄国人在中国经商等。彼特林就这样匆匆结束了他的中国之旅,回到了托木斯克,向库拉金公爵报告了他在北京的所见所闻,还将中国国书转呈沙皇。但是,由于中国国书是用中文书写,沙皇朝内无人懂得中文,所以长久无人问津,中国国书被束之高阁达56年之久,一直放到1675年,以至于“中国国书”一词,从那时起便成为俄语的一个典故,意指一份重要的,却又无人能看懂的神秘文件。
后来俄国与波兰和土耳其频频交战,无暇东顾遥远的中国,彼特林的北之行几乎被遗忘。总而言之,彼特林的北京之旅,是一次以考察为名的军事侦察,他在沿途各地获取了有关西伯利亚和中国的海量珍贵情报,体现了沙俄准备侵入远东的战略意图,为俄国后来征服西伯利亚及更为广大的地区,图谋进犯、蚕食和侵吞中国领土,做了精心的铺垫。俄国史书称,彼特林“为俄国武装入侵东方,探索出一条从欧洲经西伯利亚、进入蒙古和中国腹地之路”。
彼特林回国后,写了一部旅行记:《中国、罗宾斯克及其他国家居住、游牧、村寨、大鄂毕河、江河与道路笔记》,详细描述了他和同伴从欧洲穿越蒙古等地,抵达中国北京的征程。书评界称此书“在描写中国方面”高于马可波罗的作品,不久,此书译成主要欧洲文字出版,也是俄罗斯文学最早翻译成外语出版的作品。书出之后,彼特林蜚声欧洲,俄国托木斯克城内,至今还保存着一条道路,取名彼特林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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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越

孙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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